黄樵松原名黄德全，字道立，号怡墅，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尉氏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樵松的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小店，以此供养黄樵松读书。1922年，立志报国的黄樵松投笔从戎，报考了冯玉祥的学兵团。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黄樵松被提拔担任冯玉祥卫队连连长，不久即升任营长。这一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黄樵松随待左右，出于尊敬，将其原名德全改为樵松。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残部被孙连仲收编，黄樵松在第二年出任孙连仲部第30军27师81旅2团团长，随即跟随孙连仲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担任27师师长的，正是高树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担任79旅旅长的黄樵松率部北上参加抗战，转战河北，先后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此期间，黄樵松被提拔为27师师长。
 
    台儿庄会战期间，著名诗人臧克家来到30军采访，写下了《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其中就有黄樵松的事迹和照片。在武汉会战期间，黄樵松亲自指挥保卫鸦雀尖，臧克家在他的长诗《国旗飘在鸦雀尖》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1940年春天，臧克家与田汉、碧野再次来到30军，在这五个多月里，臧克家经常到黄樵松师部作客，并应黄樵松之请，为其物色了一名秘书，两人分别后，还时常有书信来往。
 
    1945年3月，日军集结七万多人，战车百余辆，于21日分路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进犯。黄樵松此时已调任第68军143师师长，受命固守南阳，他准备了一口上书“黄樵松灵柩”的棺材督战，坚守七日后突围。有人写过一部名叫《铁打宛城》的历史小说，描写了黄樵松坚守南阳的悲壮场面。
 
    内战爆发后，黄樵松担任整编30师副师长，与友军一起参加了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犯，1945年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高树勋率部一万多人起义，其余各部南逃，途中遭到伏击，损失惨重，2万余人被俘。
 
    在此期间，黄樵松的厌战情绪日益强烈，感慨“撕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对老百姓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极为同情。黄樵松不久请了长假回开封闲住，特意书写了早年的一首诗作悬挂在自己的住处：“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与水涯。待到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这首强烈向往和平生活的诗作表达了他不愿参与内战的心情。但是，闲居年余之后，黄樵松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当时整编30师驻扎于渭南，归一战区胡宗南指挥，师长鲁崇义调迁后，黄樵松升任30师师长。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让胡宗南派军增援太原，胡宗南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非自己嫡系的整编30师，就在部队奉命集结在西安机场等待空运时，黄樵松称病住进渭南西关一家医院，以图躲避。胡宗南先后三次派人催促，老长官鲁崇义、孙连仲也多方劝告，胡宗南最后一次还派人带着他的手谕到渭南促黄北上，黄樵松只好应命，飞赴太原。
 
   黄樵松朴素爽直，诚恳豁达，平易近人，普通农民家庭的出身使得他特别关心百姓疾苦、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人的一些回忆文章与他的那首诗作中深切地感触到。当他率领同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们身陷四面楚歌的太原绝地之后，几番血战，军事形势始终没有好转，部队伤亡得不到补充，面对渺茫黯淡的前途，黄樵松的内心极其苦闷。
 
    1948年中秋节，黄樵松在新城军部设宴联欢，席散后黄樵松拉起胡琴，自唱了一段“秦琼卖马”，关民权唱了一段“探阴山”，热闹一阵之后，有人问道：“老黄，你看太原这战事前途怎样？”黄樵松说：“孤城一座，四无依靠，若是再无援军，将来想再唱‘卖马’也不可得了。”又有一次，众人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宴会上恭维黄樵松，黄樵松在事后对关民权说：“就凭我们这一灯油，能熬几天呢？”
 
    当高树勋的信件通过30军一名被俘的排长秘密送达到黄樵松手中后，黄樵松为了给30军在黑暗之中寻求一条生路，为了使饥饿苦难之中的三十万太原百姓及早获得解脱，毅然决定阵前起义，反戈一击。
 
    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派遣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和谍报队员王玉甲穿越火线，来到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8纵阵地接洽起义事宜。徐向前接到由8纵转交的黄樵松的信件之后，回信一封，并派遣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连夜与王震宇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胡耀邦准备携带徐向前和高树勋的回信亲自随同王震宇进城与黄樵松面谈，出发时又改成了8纵参谋处长晋夫。
 
    1985年7月14日，黄樵松将军的故乡，河南省尉氏县政协委托政协委员于兆福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请他对黄樵松起义中的几个史实问题进行回忆。9月6日，日里万机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对有关史实作了三点答复，关于临时改由晋夫担任谈判代表进城这一问题，胡耀邦回忆说，当时他把亲自进城的想法向徐向前司令员在电话中汇报后，徐向前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去，因而改派晋夫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身份，带侦察参谋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进城。今天我们回忆起这段史实时，不能不感谢徐向前司令员的小心谨慎与深谋远虑，否则，新中国将失去一个勤勉开明的总书记。
 
    11月2日，晋夫随同王震宇进城后，与黄樵松将军深谈一夜。黄樵松将军提出了四点要求，主要是：起义成功后，由他负责改组山西省政府，保留并扩充30军，30军在一年内整编训练，暂不他调。黄樵松拟订的起义计划是：以换防休整为名对30军进行调动，用一个团从东山前线到太原小东门开辟一条走廊，引导解放军进城；用一个团占领其它各个城门，断绝阎军内外联系；用一个团直扑太原绥靖公署，活捉阎锡山，胁迫他命令阎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11月3日，黄樵松亲自将晋夫送出城外，并派遣王震宇跟随晋夫再次来到解放军阵地，与胡耀邦进行起义谈判。在与徐向前司令员研究之后，解放军基本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条件和起义计划，但只希望30军迎接解放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部由解放军承担，另外，徐向前司令员在回信中提出，解放军步兵师均为三团制，没有旅级编制，请30军最好照此编制。
 
    就在这一天，黄樵松向深受信任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戴炳南1905年出生于山东即墨，父亲戴宪斌曾在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人部下当过参谋、副官等职，其弟戴炳麟在原30军军长鲁崇义手下担任营长。戴炳南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信赖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使得黄樵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早在1948年10月，黄樵松在与戴炳南讨论全国战局时，黄樵松说，东北失利，徐州也不妙，不如早作打算，戴炳南说，时机不到。此次黄樵松宣布全部起义计划后，戴炳南认为阎锡山手中还掌握有大量军队，弄不好会全军覆灭，请求黄樵松再认真考虑一下，黄樵松说没有再考虑的必要，并命令他向所属各团传令行动。
 
    戴炳南虽然勉强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但他对固守太原仍存有一线希望，对参加起义顾虑重重，苦思一天后仍然难以定夺。据戴炳南被俘后的供述，他不愿太原30万百姓被共产党统治，不愿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和鲁崇义，不愿在西安的家眷受到牵连，不愿背负叛变投敌的罪名，因而在这天下午六点多找来他的结拜兄弟、27师副师长仵德厚商议对策。参加起义，投奔解放军，仵德厚不愿参与，他更害怕30军一旦守不住城门而被阎军消灭；自杀，逃避艰难的决择，仵德厚说不值得；告密，仵德厚同意这最后一条出路。随后，戴炳南又叫来下属团长欧耐农，欧也同意告密，戴炳南最终下定决心，背叛将他一手提拔起来、同生共死十几年、把他视为可以托付大事的生死之交的军长黄樵松。另外，据戴炳南自己宣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山西任职，为阎锡山的旧部属，所以他本人与阎锡山早有渊源。阎锡山也常对他的左右说，他和戴炳南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
 
    另一种说法是，戴炳南之所以告密，是受到他的山东老乡、30军参谋长仝学曾的劝说。
 
    11月3日晚上11点，戴炳南赶到绥靖公署找到参谋长赵世铃，唤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跪陈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并表示自己要坚决效忠党国。阎锡山听完之后，呆坐半晌无言，只是苦笑。随后，阎锡山根据戴炳南汇报的情况与赵世铃、孙楚、王靖国商讨对策，重新布防阵地，监视30军防区，诱捕黄樵松。
 
    12点左右，黄樵松接到电话，让他到绥靖公署参加军事会议，黄樵松推脱未去，赵世铃随即第二次打来电话，仍未去，阎锡山于是亲自出马，一面打电话邀请，一面派汽车到北门外新城30军军部迎接。
 
    黄樵松为人过于简单，处处警惕不够。就在这一天的中午，他和戴炳南、仝学曾等人在关民权家中参加午宴时，关民权对解放军连日来对东山的猛攻极为担忧，问道：“老黄，共产党打进来怎么办？”，黄樵松说：“打进来，你还做你的厅长。”不知就里的关民权说：“恐怕脑袋也保不住了，还做什么厅长。”黄樵松冲口而出：“我保你！”随即又自觉失口，掩饰说：“说笑话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黄樵松性格上的弱点，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黄樵松却未能警觉出接二连三的邀请后的反常，乘车来到了绥靖公署，一进副官处即被拘捕，并从身上搜出徐向前、高树勋写给他的信件。第二天早晨，随同王震宇再次入城的晋夫刚刚进入阎军阵地，就被恭候多时的宪兵逮捕。
 
    阎锡山逮捕黄樵松、晋夫之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11月6日，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黄樵松、晋夫等人经北平飞解南京。此时，黄樵松的老长官孙连仲正担任南京卫戍司令，蒋介石首先将黄樵松交给孙连仲的卫戍总部接收。在初审时，国民党官员一度怀疑晋夫同志就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孙连仲或派人或亲自与黄樵松约谈几次之后，向蒋介石做了当面回复。不久，蒋介石即指令组织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进行了两次会审，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三人均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翟许友因为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翟许友建国后被打成“叛徒”，送入安徽“五七”干校学习。
 
    黄樵松被捕后，第30军参谋长仝学曾飞回西安向胡宗南做了汇报，黄樵松在西安的住宅被查抄。黄樵松的妻子王怡芳当时正在产褥期中，立即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但她从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会面。黄樵松在太原被捕后，曾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了“怡芳，今后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的托付请求阎军将领转交王怡芳。此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卧室颂》、《骊歌》、《黑暗的早晨》和《铁窗晚眺》等诗作，借以发泄愤懑的心情，抒发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戎马仍书生，何处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就在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给妻子写好了《遗书》，书中回忆了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了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嘱托身后之事要从简料理，并表达了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的心情。
 
   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其后，王怡芳出重金买通狱卒运出三人遗体，置棺立碑安葬于莫愁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