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杨家将，在当时以其赫赫战功，威震华夏;在后代，作为忠勇爱国的英雄，为人民讴歌称颂，盛传不衰。但对历史上杨家将的祖始、大宋开国名将杨业悲惨结局的真象，却很少有人去细查穷究。
　　
　　北宋杨家将，在当时以其赫赫战功，威震华夏;在后代，作为忠勇爱国的英雄，为人民讴歌称颂，盛传不衰。但对历史上杨家将的祖始、大宋开国名将杨业悲惨结局的真象，却很少有人去细查穷究。即使在新出版的史书上，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淡淡一提：
　　
　　路上遇辽军伏击，败到陈家谷(朔县南)口，原来约好在此只援的宋军撤走了，杨业孤军力战，身受数十处创伤，仍然英勇博斗，在狼牙村(今朔县西狠儿村)被俘，三日不食而死。
 
　　这样一段自相矛盾而又含糊不清的叙述，是偏离了历史事实而避开了问题的本质和关键的。试问，既然是“路上遇辽军伏击”而败，为什么竟“原来约好在此支援”呢?既然是“原来约好”的，为什么在碰巧该支援时，又偏偏“撤走”了呢?是谁要撤走从而导致杨业被俘身亡、整个战役失败的呢?这不能不说是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包含着一个如何更好地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的问题。
　　
　　关于杨业的死因，多年以来，人们都止于对表面现象的了解，错误地认为是兵败身亡。而实际上他也同岳飞一样，是“为奸臣所迫”，而饮恨长逝的。杨业临死前曾拊膺大恸:“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杨业所痛斥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谁呢?人们习惯上都认为指的是潘美，戏曲、演义上也都说是潘美，如对世人影响较大的《杨家府演义》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却说仁美(即潘美—引者注，下同)心欲害令公，因其临去埋伏之言，亦假意与王侁等列阵陈家谷。自寅至午，不得业之消息，使人登托罗台望之，又无所见。皆以为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一齐离谷口，沿交河南进。行二十里，闻业战败，仁美暗喜，引诸军退回鸦岭去了。令公与萧挞懒且战且走，走至陈家谷，见无一卒，抚胸大恸，骂曰:‘仁美老贼，生陷我也1’大辽韩延寿领兵如蜂集，重重围定令公父子……”这对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另一个宋代名将潘美来说，真是冤哉枉也!诚然，我们决不要求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历史记载，但要求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上，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有助于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冤枉潘美，就算是无足轻重吧，但开脱了真正的罪人，掩盖了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教训。
　　
　　那么，这桩历史公案的真正罪人究竟是何许人呢?他就是比大将军潘美更加位高权重、深得宋太宗赵煌信任的监军王侁里《宋史·杨业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伐，拔寰、朔、云、应等州，“时，契丹****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畅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褐谷。遣强**千人列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杨业的这个意见，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不通戍务、专横拔扈的王侁，丝毫不考虑杨业意见的正确性，便非常武断地擅自宣布:“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面对王侁蛮横而错误的命令，杨业出于一个军事将领的责任心，仍旧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王侁的错误决策，说王侁的决策是“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侁看到杨业一再反对自己的主张，便语带杀机地质问杨业:“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这个质问，对一个涉世不深，用现在的话说，出身好、历史清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无所谓的。但对杨业那样一个“北汉降将”说来，真是再没有比这个质问更富于刺激性、侮辱性和威胁性了。杨业当然比谁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王侁要抓他的辫子，揭他的老底，清算他的历史旧帐的危险信号或凶恶予兆。于是杨业便忍受着巨大的屈辱，投入了明知必败曰战斗，用“徒令杀伤而功不立”的事实，来表明自己对战局的正确判断和自己的“非有他志”。杨业临行前，曾慷慨悲愤地对潘美表示:“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即使到了这个境地，杨业仍然出于爱国军人对战局的关注，还是希望能够把败局限制在最小范围，于是提出了最后的建议:“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二乓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潘美确曾按这种筹划“领摩下兵阵于谷口，但又是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结果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的杨业，“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追，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杨业这样一位执干戈，卫社棱，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的宋代名将，最后却得到那样一个冤抑惨死的结局，的确是颇足发人深省，从中吸取一些历史教训的。试想，倘若当时决定军事上的行止进退攻守部署的大权不是掌握在不懂军事，又生“性刚腹”的监军王侁手中，而是掌握在身经百战、熟谙韬略的杨业手中，那么，战争的结果又会怎样呢?甚至进一步想，北宋王朝南迁的历史日程会不会改变?王侁既然长于打小报告，醉心于“一岁中数往来西边，多奏便宜，上多听用”，为什么不让他这类人专搞政治和充当侦探，却让他插手具体的战斗部署，以致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将领们的正确判断和英明决策，遭到无端的干扰与破坏、从而误人、误国、误军、误民?
　　
　　宋太宗对杨业的惨死曾表示“痛惜甚”,下诏追悼，并且将“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但其让王侁监杨业之军的本身，就是对杨业政治上的不信任。看来，这种既要利用其业务专长，又不能在政治上予以充分信任的陋习，似乎是古已有之由来颇久的。对杨业之死，王恍固然是直接贵任者，但宋太宗是否能辞其咎呢了实是求是地弄清历史真象与“为尊者讳”是难于并存的。
　　
    杨业之死是由于王侁“以语激杨业”逼着杨业投入必败的战斗造成的，而“得非有他志乎”，是王侁对这位有点儿“历史问题”的军事将领所祭起的法宝。如果把“有他志”用现代汉语译出来，就是一个人们并不生琉的成语:“别有用心”。那么，这件法宝是仅仅打中了杨业，还是首先打中了北宋的抗战安边事业?这是很可以研究的，因而，“有他志”的究竟是杨业还是祭这件法宝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