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腧穴不像人体的有形器官容易辨识，尤其对于学针灸的人，熟悉经络的循行路线和腧穴的定位至关重要，否则就无法取得针灸疗效。因此，学习经络、腧穴需要口传心授，或者是利用图画和模型教具。从学习的角度看，古代有关文献对于经络、腧穴的具体位置及其体表特征的表述一般过于简略，且传统的雕版印刷的二维平面图又难以准确地反映复杂的人体。所以，掌握经络和腧穴最简明，直观和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模型。

　　从考古材料看，现存最早的人体经络模型是1993年四川绵阳永兴镇双包山2号西汉大墓后室中出土的人体经脉漆雕。漆雕人体上标记19根红线，是经脉的循行路线。据研究，此模型制作年代在汉武帝初年。西汉经络模型虽无腧穴，但在其基础上标明腧穴用于针灸教学当不是难事。1982年，河南南阳也曾出土一件东汉针灸陶人，浑身遍布排列成行的针灸腧穴，但其体表并无经脉。遗憾的是直到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之前，再没有关于经络腧穴模型的实物发现和文献著录。

　　历史上最早的针灸腧穴铜人出现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宋仁宗因针砭之法名称不同，命任职于殿中省的尚药御奉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名，纂集旧闻，订正讹谬，撰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由官方刊行，并据此主持铸造腧穴针灸铜人两具，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天圣铜人虽早已失传，但其对于中国针灸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明、清以至民国均有铸造针灸铜人作为教具和官方腧穴标准之举。较著名的有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铸造的铜人(现存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明嘉靖铜人(现存故宫博物院)、清光绪铜人(现存国家博物馆)。此外日本、韩国也收藏有来自中国或本国铸造的针灸铜人。湖北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腧穴针灸铜人，因该腧穴针灸铜人未见于文献著录，此前亦无专项研究，该腧穴针灸铜人与天圣铜人、正统铜人究竟有何关系？是否为天圣或正统铜人的仿制品？其经络走向与腧穴的数量、定位的依据是什么？是明代何时所铸造？这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腧穴针灸铜人什么样

　　湖北省博物馆所藏腧穴针灸铜人为精铜铸造，通高86.5厘米，身高76厘米，肩宽23厘米，胸围(经双乳)41厘米，头围(经双耳上际)49厘米，底座高10厘米。铜人造像为明代风格，形象为裸体童子。全身经络纵横、腧穴密布，共有659个腧穴，单侧355个腧穴，354个穴名(会阴穴没有标注名称)，穴孔为深约1毫米、直径2毫米的圆孔，内端为盲端，穴名阴刻。部分双穴的穴名左右各书一字。有些笔画多的穴名采用简化刻写，如“髎”写作“窌”，“阳關”写作“阳(门关)”。还有双穴左右名称刻写不一致的情况，如左侧写作“率谷”，右侧写作“率骨”。经与宋代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载的腧穴数目与名称的比对，此铜人上的腧穴名称与数量基本上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只多出足少阳胆经“风市”穴。以此来看，该馆所藏铜人与天圣铜人、正统铜人略有不同。另外，该铜人设计成可旋转观察，显然便于教学，但目前尚无更多的证据说明它是官方铸造的经络腧穴标准教具。

　　铜人出于哪个时代

　　自北宋天圣铜人后，历代铸造腧穴铜人多依此制作，但腧穴的定名和排序略有变化，这些变化是判断铜人制作年代的关键。该馆所藏腧穴针灸铜人为明代铸造，但具体是在明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则关系到经络学的发展问题。根据该馆铜人铸刻的经络和腧穴特点，多数证据显示该铜人的铸造时间或在明代中晚期。理由是：首先，经络学史上“足少阴肾经”上的穴位排序有7种之多，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对于腧穴归经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该馆铜人“足少阴肾经”足部的腧穴次序为：然谷-太溪-大钟-水泉-照海-交信-复溜。这一排序与明嘉靖铜人和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赵文炳刊《铜人图》等文献相符。其次，该馆铜人“足阳明胃经”上的丰隆穴位于条口穴内侧，这种腧穴定位始见于明赵文炳重刊的《铜人图》。文献与实物孰先孰后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不会相差太远。再次，该馆铜人“足太阳膀胱经”头部腧穴距头中线约为二寸。这也与明嘉靖、万历年间流行的《步穴歌》相吻合。这一变化与背部“足太阳经”腧穴旁开背中线二寸有关。最后，该馆铜人的经络腧穴主要根据北宋《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除了上面提到的腧穴数量和名称基本上与之一致外，一些腧穴没有采纳明中晚期的排序，而与《图经》和元代滑寿的《十四经发挥》等文献的记录完全相同，也与嘉靖铜人一致。

　　半跪姿势利于教学

　　该馆铜人呈半跪姿势，在已经著录的针灸铜人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据推测，采取这种姿势的原因在于腿部和足部的穴位众多，经络循行路线复杂，如果和其他铜人一样采取站立姿势，则难以看清腿内侧的腧穴和经络，不便于针灸教学。这件铜像将这些穴位显露出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教学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铜人左手上举的奇特的手掌姿势，略与道教手诀类似，这实际上是中医针灸中的“中指同身寸”手法。所谓“中指同身寸”手法，是中医针灸中的一种取穴方法，是以患者的中指长度或宽度折作若干等分以量取穴位。

　　针灸取穴方法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医家的主要取穴方法使用尺来度量，《晋书·挚虞传》所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半寸……医者用之，孔穴乖错。”《肘后备急方》：“灸巨阙，在心厌尖尖下一寸，以尺度之。” 以尺取穴是借助于外在的死板量具，缺点除了古今尺度量标准不一之外，不同人体的腧穴也难一致，医者需要根据患者的身材、年龄酌量增减，才能取穴准确。故唐宋时期古人普遍采取绳量、竹量等方法取穴。绳量以患者口、唇、足或两乳之间的宽度、长度为标准，以绳索折量取穴。但是绳索有伸缩延展的特性，同样取穴不准，因此又改用竹量。但无论是绳量还是竹量，取穴都十分繁琐复杂。约从隋唐时期就开始以《灵枢·骨度》为取穴标准，采用骨度及“手指同身寸”手法，提高临床取穴的准确性。所谓“手指同身寸”是据患者自身情况随机建立的取穴标准，它以患者的某一或某几个手指的某部分的长度或宽度折作若干等分以量取穴位的方法。中指同身寸是其中之一，一般是取中指的第二指节为一寸。曾有学者认为中指同身寸始自明代的徐凤《针灸大全》，实际上宋代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手法，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说：“取病人男左女右中指，度两横纹为寸。”南宋庄绰《膏肓腧穴灸法》、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也有类似论述。

　　该馆针灸铜人在设计时，十分注重骨性标志，其胸背肋骨、肩胛骨相当明显。骨性标志是腧穴定位的重要标准，在骨节的突起或凹陷处往往分布有重要的标志性腧穴。骨性标志如此突出的针灸铜人除本件外，仅有韩国德寿宫藏针灸铜人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江户时期铜人。(作者曾攀，系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