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穴位碑”又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是石刻文物中最具故事性的一组石刻。在石刻出土之前关于针灸穴位图经和铜人穴位的拓片就有流传，真假难辨。1965年至1971年间拆除明代城墙时陆续发现了5件刻石，1983年4月在朝阳门南大街雅宝路东口明城墙墙基下又发现2件。其中一件呈长方形，拓片高约200厘米，宽50厘米，厚27厘米，上下边框线刻缠枝牡丹，每栏之间以蕙草花相隔，碑文正书存19行，784字，刻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图经残篇，雕刻年代为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间。

    根据拓片文字考证，这是宋代著名医学家王惟一经过多年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式详加考订，对历代医家的针灸实践进行系统总结，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撰成书，并摹刻成石，作为学习针灸及临证取穴的标准。他还据此主持铸造了两具中国最早的宋天圣针灸铜人，铜人的躯体体表用金字标有针灸穴位名称，里面是空的，可注水。石刻图经与铜人一起存于开封相国寺仁济殿“针灸石壁堂”。但是此组石刻如何从河南开封到北京，又为何在明城墙内被发现呢？为此专家查阅了与拓片有关的大量历史文献和王惟一生平。

    宋朝在北方地区先后被辽、金政权所取代，此组石刻在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77—1294年)，由安抚使王楫将铜人和刻石从开封转移到北京，放置在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殿内，即今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以北一段地带。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铜人已有四百多年，经脉昏暗难辨；石刻图经文字也已漫漶不清，明英宗令工匠重新制作铜人和图经，安置在阙东太医院的药王庙内，其地点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一带。宋石刻图经在正统十年间修筑城墙东垣时被毁，充当了城垣的砖石，历经坎坷的图经就这样被埋于城墙下，宋铜人也不知去向。直到近千年后在拆除明城墙时，石刻图经又重新被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和中医界专家们的高度关注，但宋铜人和明代石刻图经却至今没有找到。

    类似针灸铜人这种教学模具在我国也有发现，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双包山汉墓出土一件黑色重漆的小型木质人形，其上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巡行径路，但无文字及经穴位置标记。虽然针灸木人仅为正常人的约六分之一，但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宋代的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不仅在石刻上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而且有明确的经穴位置标记，比前者更为先进，从材质上也更易保存。

    从《新铸铜人针灸腧穴图经》石刻拓片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它的文物价值及其坎坷的流传经历，还可以了解到它的医学价值，从经脉图像到图经的刻制，从汉代针灸木人到宋代针灸铜人的神奇功能，经过了近千年几代医家和工匠们的努力。同样在今后的岁月里它仍将见证着北京的城市变迁和医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