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是从开封走出来的现代著名作家，杞县人，原名王继曾，曾用笔名芦焚、君西、康了斋等。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创作，是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师陀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在《黄花苔》序中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在身边的真可谓空空如也。假如把世界比作旷野，人生算作路，那么，我正是带着这样一颗空空的心，在芸芸众生的路上慢慢走着的人。”正是这个“乡下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夏志清在196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师陀的长篇小说《结婚》，认为它代表着上世纪40年代讽刺小说的一个高度。师陀成就卓著，《无望村的馆主》充分表现出师陀乡土小说的特色，李健吾评论说：“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才是他的心。”

    田园乡村“浮世绘”

    1910年3月10日，师陀在杞县出生，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于落后、闭塞的豫东农村。5岁时师陀开始读私塾。在他14岁以前，记忆模糊的私塾和小学，是在乏味的读书声和民间文艺的快乐中度过的。

    1925年夏天，师陀小学毕业考取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初中部。在开封求学期间，师陀对作文产生了兴趣，在国文老师的影响下，读了《茶花女遗事》、《儒林外史》等名著。在学校里，他曾跟同学一起游行过，在群众大会上听萧楚女、李伟森的演讲，接受了进步思想，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师陀在开封读了两个多学期的书，因北伐战争爆发，教育经费被挪作军费，学校停办，师陀回到了杞县老家，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为解除精神上的苦闷，他开始接触新文学，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后来，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并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读了一个学期，初中毕业后考取河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文科，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小型刊物《金柝》。1931年暑假毕业，师陀奔赴北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师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1月，他开始写反映青年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请愿正篇》和《请愿外篇》，这两个短篇署名“芦焚”分别发在《北斗》和《文学月报》上。从此，他就用这个笔名陆续投稿给《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等刊物。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一条戒律：决不向国民党官办报刊投稿。1932年5月25日，他与汪金丁、徐盈合办的文艺刊物《尖锐》在北平创刊。该刊为十六开本，共出3期。7月，因为父亲去世，他回河南办丧事。后来又不断回杞县老家居住一段时间。

    师陀以故乡的村镇生活为背景创作了一批小说。师陀写这些作品，是要“把所见所闻，仇敌与朋友、老爷和无赖、各行各流的乡邻们聚拢来，然后选出气味相投、生活方式相近者，画几幅素描，亦即所谓‘浮世绘’吧。”在《里门拾记》的《序》里，师陀说，1935年春天，他回到家里，一住就是将近半载。一到傍晚，他就伴着一个朋友匆匆穿过飞尘浮扬的街走出城去散步，在田园诗意中略带淡淡的伤感。他早期的乡土小说是中原故乡的浮世绘，在富有豫东风情的自然美景与丑陋人事的对比中表达着作家对故乡的特殊爱憎，展示了各类小人物的命运，揭露了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渗透着悲恸，蕴含着激愤。

    从芦焚到师陀的华丽转身

    师陀中等身材，“硕大的头脸，鼻梁上常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有边眼镜”（鲁迟：《芦焚——文坛人物杂记》），给人的印象十分和蔼可亲。他以“芦焚”为笔名连续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小说，几年之间成为中国一流作家。1936年，他以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同时获得《大公报》文艺奖。1936年秋天，师陀从北京到了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师陀的夫人陈婉芬曾这样回忆说，师陀与巴金、卞之琳是结拜好友，经常在一起。是师陀成全了巴金和萧珊，当年巴金长得很漂亮，又有名，好多女孩子追他，给他寄照片，他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就去问师陀。师陀看了看，说这个大眼睛看着不错。她就是萧珊，萧珊很感激师陀。

    1941年至1947年，师陀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的文学编辑，生活清苦却始终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从来不为汉奸报刊写文章。当发现有的汉奸文人在伪《中华日报》上盗用他的笔名招摇撞骗、制造混乱时，就立即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敌人的阴谋予以戳穿。当时，《万象》发表了师陀给编者柯灵的信，揭露说：“从去年起便有另一位‘芦焚’在上海发表文章，此其所谓以别大雅也。又，今后凡作品以贱名刊出，题目未经制版而字迹不符者，倘非转载，则即为另一‘芦焚’所为，与弟无涉。”1946年7月以后他不再使用芦焚这一笔名发表文章，师陀这一笔名开始长期使用。

    客居他乡故土情

    师陀长期居住在上海，1947年夏为母亲治病他回开封小住，其间出席了开封文化界举行的茶话会和一个话剧团的聚餐会。1947年12月苏金伞创办了文学刊物《沙漠文艺》，师陀还写了篇小说《苦柳》发表在1948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上。1950年河南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时，邀他作为特邀代表回河南参加大会。

    对于开封，师陀有着诸多感受，1960年他回开封写了《“变脸城”脱胎换骨》，“我早上离开郑州到开封去，心里充满了矛盾。我做学生时期在开封住过，我也从报纸上、朋友的口头上和信札上得知那里在建设，可究竟又改变了多少呢？”“从龙亭上可以浏览开封全景。沿陇海线错错落落、一望无际的是新的厂房，在灰色的城区里，则是乱七八糟的小烟囱。然而真正彻底改变了的是开封人的精神，一改过去那种萎靡不振的习气，现在连走路都显出工人的气魄……”1981年，奉《中岳》杂志委托，师陀在上海代约名作家的稿子。他“不良于行，碍难一一趋访”，于是便使用复写纸一次写了多封信约请名作家。师陀说，《中岳》对于名作家的稿子，稿费从优，超过一般最高标准规定。它又是地区刊物，只在河南省发行，外地看不到。因此稿子发表后，不妨拿到其他刊物重新发表。“有这种种好条件，谊属旧交，敢向你约稿。盼赐佳稿。稿子请寄给我，我收到后当转给他们。”附信并寄上《中岳》一份，供作家参考。1986年，师陀应邀到河南大学讲学，还回到杞县老家和乡亲们团聚。1988年10月7日师陀逝世。作者：刘海永【原标题：著名作家师陀与开封往事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