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君子有党”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的当阳峪“窑神碑”上,刻有“江南提举程公”程筠应“竹林吟叟”李洵之邀为当阳峪所作之歌,其云:“君诚河朔君子儒,我亦江南真丈夫”(参见在下拙作《“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三:窑神碑上的“竹林吟叟”》)。
在程筠作歌、“窑神碑”刻石之时,李洵已被宋徽宗钦定为“元党人”。
“元党人”,有司马光、文彦博、程颐、吕公著、苏轼、苏辙、黄庭坚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等,他们都是北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与高官——北宋末年,徽宗与蔡京等对“元党人”的整治,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宋论》云:“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尽管呼朋引类是中国封建政治社会的一大特征,但赵宋一代党争尤其惨烈:前有寇准、王旦与王钦若、丁谓;中有范仲淹与吕夷简;后有司马光与王安石,等等。
党争惨烈,自然引发士大夫们的热议。
王禹 撰《朋党论》、欧阳修撰《朋党论》、司马光撰《朋党论》、苏东坡撰《续朋党论》等。那个时代,政治攻击对方的杀手锏,恰是你交结“朋党”。
“庆历新政”反对者夏竦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仁宗,攻击范仲淹等,其云:
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做诗)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
仁宗就“朋党问题”质询范仲淹,不料范仲淹不以为然,反而提出“君子有党”——
“上谓辅臣(范仲淹)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范仲淹借着仁宗的“君子”、“小人”,坦承自己与君子同道而朋,不但驳斥了政敌的“朋党”之污,而且就此提出了“君子有党”的政治主张。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党”论,毕竟语焉不详。
为了释解仁宗之惑,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上呈仁宗,从理论上回答了仁宗提出的问题,厘清了“君子有党”、“小人无朋”,其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武王)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诚如欧阳修所言,“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绞胎瓷“表里如一”,可投清流,自然为君子所追捧,套用欧阳修的话,“表里如一,此君子之瓷也”。
“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罢,党争之中,一旦我“庙堂”以“圣贤”自许,谁肯自认“奸佞”?一旦我“辅君”以“中正”自视,谁肯自污“邪歪”?
徽宗不是也把当阳峪窑绞胎瓷带到囚禁他的东北了吗?大奸佞蔡京的条案上,不见得不安置绞胎之瓷。
绞胎之瓷,不过一把玩的物件耳。聊以寄托志趣,表白心迹,暂凭绞胎长精神而已。
君子与小人,被宋代知识分子折腾而为一个非常尖刻的热点话题;回望这个问题,只是一窥宋代士大夫热捧绞胎之瓷的根由。
绞胎瓷是“瓷中君子”,但不是能照出妖精与小人的“照妖神镜”。
也许“元党人”、“河朔君子儒”李洵,想把家乡的绞胎瓷打造成一面“照妖神镜”,且凭绞胎长君子精神。
因此,当阳峪绞胎瓷有了“君子如瓷(全绞绞胎瓷)”的“人格”,成了士大夫的心灵寄托,有了“瓷中君子”的“文化精神”。
君子不器,以器言志,以物征言,这是诗的精神,中国传统。□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原标题:“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二 且凭绞胎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