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祖道信得法后,住黄梅双峰山;五祖弘忍得法后,住双峰山之东的冯茂山(东山),禅法号称“东山法门”。
道信、弘忍的禅法有很强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与前三代祖师已有相异,这也成为达摩禅向慧能禅演变的一大关键。
“东山法门”虽以“东山”命名,却包含了道信、弘忍两代祖师的禅法思想。
在五祖弘忍门下,得“东山法门”真传者,一曰神秀,一曰慧能。
神秀(606年~706年),俗姓李,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精习经史,学兼儒道。中年之后,前往蕲州谒见五祖弘忍,出家而受具足戒。他在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弘忍)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秀既事忍,忍默识之,深加器重。(弘忍)谓人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
“神秀上座”、“悬解圆照第一”、“教授师”——这时的慧能,与神秀可谓不可同日而语。
弘忍圆寂后,神秀到了江陵当阳(在今湖北当阳),住在玉泉寺寺东七里的当阳山上。
荫松藉草,神秀弘传“东山妙法”,影响日隆,学人纷至沓来,当阳成了当时的禅学重镇——《宋高僧传》云:“四海缁徒,向风而靡,道誉声香,普门熏灼。”宋之问《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曰:“契无生之理,传东山妙法……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九江之道俗,恋之如父母;三河之士女,仰之犹山岳。”
神秀“制造”的这般“在野”声势,当政者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遣使迎请神秀入京。第二年(701年),神秀到了洛阳,张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神秀)碑铭并序》云,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对其亲加跪礼:“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
中宗即位,对其更为礼敬。圣敬日崇,朝恩代积,神秀遂被称为“两京(洛阳、长安)法主,三帝国师”。
作为“东山法门”的“中流砥柱”,神秀毕竟是“迹远俗尘”的一代宗师。他“屡乞还山”,“诏不许”。
中宗复位,神秀再次请求告老还乡,中宗敕曰:“禅师迹远俗尘,神游物外,契无相之妙理,化有结之迷途。定水内澄,戒珠外彻。弟子(中宗)归心释教,载伫津梁,冀启法门,思逢道首。禅师作欲归本州者,不须!幸副翘仰之怀,勿滞竔榆之恋(故乡之恋)。”
不说重返玉泉寺弘法,就是连家,神秀也回不去了。
这,就是皇帝对神秀的基本态度。
神秀入宫,深意绵延。
皇帝的礼遇,半是翘仰,半是羁縻。
[神会]
半是默照,半是论争
神龙二年(706年)二月二十八日,神秀“不疾宴坐,遗嘱三字云‘屈曲直’”;“春秋一百余岁……礼葬龙门山。驸马公主,咸设祭文。敕故秀禅师,妙识外融,灵机内彻。探不二之奥,独得髻珠(轮王髻中之珠)。守真一之门,孤悬心镜……可赠为大通禅师。”
这样的礼遇与哀荣,在中国禅宗史上,不是绝后,却是空前——因为禅宗初祖达摩禅师被代宗皇帝敕赐“圆觉”,在66年之后——《汾阳王(郭子仪)置寺(空相寺)表》云,大历七年(772年)“敕达摩禅师,宜赐谥号圆觉”。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分别被代宗敕谥“鉴智禅师”、“大医禅师”、“大满禅师”,也是在大历年间(763年~779年);到了德宗(779年至805年在位),敕谥二祖慧可“大祖禅师”。至于六祖慧能被宪宗(805年至820年在位)敕谥“大鉴禅师”,那就更晚了。
不说翘仰,不说羁縻,神秀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使得三祖僧璨以降,南下安徽、湖北的禅宗,重归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长安、嵩山,却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自是,禅宗为中央政府所尊崇,宗风大振,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主流。
神秀圆寂后,弟子义福(658年~736年)、普寂(651年~739年)接踵而为中央政府所尊崇——开元二十四年,义福示寂,玄宗制赐“大智禅师”;开元二十七年,普寂示寂,玄宗制赐“大慧禅师”。
“大通禅师”、“大智禅师”、“大慧禅师”,不但是中央政府赠赐中国禅宗大师的最高礼遇,更是中国禅宗祖师最早从中央政府获得的三个最高哀荣。至于从达摩到慧能的禅宗六大祖师从中央政府这儿得到赐谥,则恰恰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在中央政府的互动下,禅宗由“野”而“朝”,成为中国佛教的大宗与“官禅”。
但是,任何事情既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必然有其消极的一面。
特别是宗教,在“野”在“朝”,可谓利弊各见。
尽管“两京之间,皆宗神秀”,但神秀却只留下三个遗嘱:“屈曲直。”
临死的时候,神秀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屈曲直——第一个屈,是委屈的屈;第二个曲,是弯曲的曲;最后的直,却是个不屈、不曲的直。
也许禅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屈曲直,很难破译。
“屈曲直”遗嘱耐人寻味,似乎是深藏隐衷的。
神秀其人其事,应验了弘忍的“栋梁之用”的悬记,却是不争的事实。
崛起于山野,出入于庙堂,是中国禅宗走过的路。其生命力在于此,其杀伤力恐怕也在于此。
神秀“屡乞还山,终未如愿”。
神秀的愿望,是否寄托于神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