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安阳县水冶镇向阳村西的韩琦之父韩国华神道碑

　　他虽然后世显名不大，极少有人去研究他，但他却是大文豪范仲淹的“伯乐”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前言

　　韩琦诗不见大佳，文不见大雅，当世名望极高，后世显名不大，甚至连当下做宋史研究的，都极少去研究一下韩琦。

　　言诗道文，韩琦不如欧阳修、苏东坡，不像范仲淹那样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不像寇准那样被编到戏剧里，不读史也能晓得他的传奇。

　　但是，韩琦来到这个世界上，诗与文，似乎不是他肩负的使命。

　　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说到诗文与文臣，不能不说享誉宋史300余年的“天圣进士集团”——

　　天圣二年（1024年）：三甲是宋庠、叶清臣、郑戬，其后有曾公亮、宋祁等；

　　天圣五年（1027年）：三甲是王尧臣、韩琦、赵概，其后有文彦博、包拯等；

　　天圣八年（1030年）：三甲是王拱辰、刘沆、孙忭，其后有石介、蔡襄、欧阳修、富弼等。

　　“天圣进士集团”是中国科举史的第一奇观。他们的出现，不但造就了“文蒸霞蔚”的仁宗盛世，也是英宗、神宗乃至哲宗朝最为基本的文臣干部力量。

　　20岁的韩琦，就是在如此这般璀璨夺目的“天圣进士集团”中杀将出来的，而且是天圣五年的榜眼。

　　不但如此，而且在行将交卷之际，墨水洒满考卷，试卷作废。韩琦不动声色，再取纸墨，将时文论政与诗词歌赋写完，按时交卷。

　　金銮殿上唱名，韩琦竟然荣膺榜眼，也就是第二名。

　　A

　　青年韩琦是老年范仲淹的“伯乐”

　　韩琦，不是为诗词歌赋而生的。

　　诗词歌赋不能远离激情，“喜愠不见于色”的韩琦不可能写出“大江东去”的豪情。

　　改卷出了问题，才让韩琦脱颖而出？

　　不是！

　　“天圣进士集团”之所以光耀千秋，在于科考改革。

　　改革，就是不能老是诗词歌赋，时文论政成了取士的重要标准。

　　韩琦、欧阳修堪称“天圣进士集团”的“盟主”。韩琦将他的思考与思想，强悍而“喜愠不见于色”地付诸大宋王朝的政治实践。欧阳修则“口诛笔伐”，成为朝野上下一根不折不扣的“搅屎棍”——哦，也许有点儿不太合适，那就文雅一点儿，称为“鲇鱼效应”吧——盘活了整个“天圣进士集团”乃至大宋王朝政坛、文坛。他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奏的一篇奏折——《朋党论》，是韩愈发起的“文起八代之衰”的中国古文运动中杰出代表，也是汉语言文学世界里的传世经典政论散文。《朋党论》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唯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朋党论》起于范仲淹主导的著名的“庆历新政”。

　　在“庆历新政”时，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是“朋党”。

　　至于韩琦与范仲淹“被朋党”，则起于刚满32岁的韩琦（1008~1075）以陕西安抚使的身份，向仁宗皇帝推荐已经50多岁、“知越州（绍兴）”的范仲淹(989~1052)改知陕西永兴军、陕西转运使——韩琦是范仲淹的“粉丝”，也是范仲淹的“伯乐”。

　　西夏李元昊叛乱，在边关急需能臣之际，韩琦以伯乐之见识，竭力推荐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夏竦（985~1051）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共同经略西北，指挥西北战场。

　　“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西北边境上流传的这首颂扬“韩范”的歌谣，更成为“韩范”“结党营私”的一个“口柄”。

　　面对诬陷，韩琦上书仁宗——

　　在此国家危难，陛下用人之际，对于具备治国安邦之术的能臣干吏，臣下怎敢沉默不语、不加推荐？有人指责我与范仲淹结党营私，这是绝对没影的事儿。倘若我们二人胆敢结党营私，耽误国家大事，臣下愿意受到朝廷灭族的处罚。

　　西夏之乱，也让范仲淹、韩琦更加清晰地看出了国家存在的问题。

　　范仲淹力主改革，韩琦鼎力参与“庆历新政”，“朋党”风波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