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离不开艺术思维，艺术家独立的创作个性必然要给艺术思维活动以内在的影响，并通过艺术思维活动而得到鲜明的展现。卡西尔在《人论》中曾引用过这样一个创作实例：“画家路德维奇·李希特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和三个朋友打算画一幅相同的风景的情形。他们都坚持不背离自然，尽可能精确地复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然而结果是画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彼此之间的差别正像这些艺术家的个性一样。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客观眼光这样的东西，而且形式和色彩总是根据个人的气质来领悟。”这也就是说艺术感知的不同，自然会使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印记。更何况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人生感受，经过艺术家独具个性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过滤与升华，怎么可能出现千篇一律的作品呢？

　　我们都知道，艺术思维不等同于形象思维，在艺术思维中还包括极为重要的灵感、直觉、顿悟等，对于以追求新颖和独创为宗旨的艺术创作来说，灵感、直觉、顿悟的出现，标志着创造力的产生，独特艺术境界的诞生就会成为现实。具有自己鲜明创作个性的艺术家，不仅有着自己相对稳定的艺术思维类型，更有着与此相应的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创作个性是优秀艺术家在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现出来的鲜明特征。譬如，同样刻一部《心经》，黄牧甫刻过，方介堪刻过，笔者不揣简陋地也曾刻过。若将三部印谱放在一起，我想大家一眼就会分辨出各自是谁所刻。这就是创作个性和艺术思维的差异所致。笼统地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风格不同。

　　说到风格，其实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多次变化，因为人的感受会随着年龄、阅历、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像余光中就在他的那首非常出名的《乡愁》中写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同样是乡愁，感受却不同，那么艺术风格的变化，应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不少艺术家在成名以后，由于受各种因素(主观的或客观的)制约，不愿或不能摆脱自己创作的老路、窠臼。我们说，艺术家一旦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诚然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以使作品显得更加内蕴丰富、深刻，而不致于轻飘、浮浅；但是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获得新颖独特的情感体验，不利于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深化或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

　　艺术创作到了一定程度，要避开别人并不困难，要突破自我却并不那么容易。小说家王蒙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他说：“那些所谓非常有风格即一眼能看出风格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风格而被风格所囿，如果其风格本身就相当狭窄，创作量越来就越被人一览无遗，越暴露自己的艰窘贫乏。”这对那些想以创作数量取胜，却又不注重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的艺术家来说，真可谓当头棒喝。

　　所以我觉得，为了不致于使自己也陷入到上述的窘境，应该首先要不断深入传统，吃透传统。有朋友说我的印风、书风好象一直在变，跟我学很困难。我想说的是，第一，不要学我，要学传统，传统是最有营养的母乳；第二，我基本上还是沿着典雅一路在走；第三，书、画、印我都努力保持相对稳定统一的基调，三者之间有序地探索发展；第四，我觉得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是丰富性和独创性、稳定性和新异性的统一。以上四点，一言以蔽之，曰学传统。

　　犹记得少年时代学习刻印时，我用的大多是浙江青田石，那是因为青田石石性较稳加上价格便宜之故。后来，待我长大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时候，找我刻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如今想想，当时都是些对印章艺术一知半解的且找我刻印可以图个方便的人，送来的印材自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印象最深的是有位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家里素有收藏。一次，他拿来一方已经蘑去印面，边款却赫然在目的寿山石印章，他根本不知道这刻有“叔盖”的穷款，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身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他告诉我，为了省我的事，他事先已把印面磨平抛光……。天哪，此岂不是暴殄天物！然而尽管这样，待我把印章刻成后，这方老芙蓉印章的细腻温润的刀感，却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这是我从未体味过的刀笔意趣和欢愉感受。打这以后，我便更加留意起这寿山石中的芙蓉石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为迎接国庆六十周年和举世瞩目的世博会的到来，2008年岁冬，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东方出版中心的嘱托，我正式着手《中华民族印谱》的创作准备。长期以来，我所采用的篆刻印材，竟然大多是寿山石一类。因此，在刻制《中华民族印谱》时，我当然也会考虑运用这些让自己得心应手的石材。好在长久以来，我原本就积累了不少，所以就有了宽绰的选择余地。如今，读者们所看到的这一部由五十七方各式印石组成的《中华民族印谱》，大抵都来自色彩丰富的福建寿山石系。

　　由于我的篆刻风格归属于相对古丽典雅和细腻一派，故而寿山石的石性，很适合表现我的创作路子，她会成为我的一生喜好。刘一闻【原标题：话说印章创作：印材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