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档案资料显示，在它存在的20多年时间里，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它曾经红红火火的公共食堂，则在1958年到1961年经历了由生而灭的全过程。

　　据周留栓介绍，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韩楼大队先锋一社就出了一个典型———农忙大食堂。由于要赶劳动进度，这个社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中午也不让回家，就在地头支锅做饭，社员饭后继续劳动。这种并不新奇的办法，除了加快了劳动进度外，还省去了妇女们的做饭时间，体现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气势，因此，这种做法一经“大社”领导得知，便马上在全社迅速推广开来。很快，众多的“农忙大食堂”被集中成一个“大社”食堂，出现了全社老少同吃一锅饭的壮观景象。“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饭点儿，男女老少都去吃。按量供应，不收钱。吃完抹抹嘴就走，碗筷有人收拾。觉得可得劲。”周留栓笑着说。

　　当时，有顺口溜描述公共食堂的美好效果:“杏花村，桃花庄，八个老婆夸食堂:桂花菜，丰收汤，八宝米饭喷喷香。娃娃吃了食堂饭，一夜变成托天王;铁匠吃了食堂饭，三间草棚能炼钢;工匠吃了食堂饭，能叫石蛙长翅膀;干部吃了食堂饭，心中升起红太阳;工人吃了食堂饭，发明创造赛诸葛亮;军人吃了食堂饭，狠狠打击美国狼;社员吃了食堂饭，山坡也能产米粮。”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顿顿是好饭好菜，隔几天就会改善一次生活。但时间稍长，这种“大锅饭”便暴露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浪费严重，由于众口难调，就餐者觉得饭菜不对胃口，随手倒掉的、剩下大半不吃的现象不断发生。过去，群众各家做饭，做好做坏极少抱怨家庭主妇，吃起公共食堂，大家在一起总爱评价饭菜质量，一顿饭做得失手了，埋怨声便是一大片。加上好饭菜有时分配不均，大家意见更大了。此时，便又传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娃啊娃啊快点长，长大当个司务长。又喝辣，又吃香，吃饱了还能往口袋里装。”

　　公共食堂上述弊端还是枝节问题，更主要的是“嵖岈山卫星农庄”放了那颗“高产卫星”不久，公共食堂就开始出现了粮食危机。这种危机，绝对是“吹牛也要报税”的典型例证。1958年夏、秋两季粮食征购时，遂平县的实际粮食产量是2400万斤，可在由省委召开的口气强硬的粮食征购会议上，给该县定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他们的账面上当年产量是100279万斤，比上年增长31倍，人均产量1565斤。对此，有人担心地问当时的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把粮食征光了，老百姓吃啥?”蔡很无奈地说:“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在省、地、县的一层层高压政策下，嵖岈山人终于“完成”交粮任务。可是，因为1958年冬播时大部分劳动力仍在砍树修炉大炼钢铁，错过时令播种的小麦生长不良，又遭遇第二年的春旱灾害，1959年，嵖岈山人的“大锅饭”便越做越差了。满指望熬过了一段日子会好起来，谁知老天一变脸就连着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加上当初的“老大哥”苏联也和我国关系破裂，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渐渐陷入了一场要命的大饥荒中。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时间里，全身浮肿乃至饿死人的现象在嵖岈山屡见不鲜。那时，到地里能捡到几粒夏收后的麦子、秋收后的黄豆嚼嚼，对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周留栓和小伙伴们来说，就是最美味的“点心”了。但尽管如此，嵖岈山还是有不乏幽默的“民间诗人”在自嘲着，一首顺口溜又流传开来:“食堂好处天天说，端起饭碗打哆嗦。正要张口把饭吃———哎呀，不好!碗中饿鬼要吃我。他吃我来我吃他，这会我怕不得活。”

　　“唉，现在想想，那段时期真跟演戏一样，一会是正剧、喜剧，一会又是闹剧、悲剧!”周留栓深有感慨地说，“浮夸风真是害人不浅啊!”

　　1961年底，办了将近4年的公共食堂终于黯然熄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尽管没有像大食堂一样被解散，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随着毛主席及党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运动期间的许多作为，社会各界甚至已不愿提及。失去“表现”机会的嵖岈山人在若有所失的心态中，又多少感到有些委屈，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大家的干劲那么大，热情那么高，当初的想法那么美好，到最后竟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

　　70多岁的孟秀芝老人总结道:“十七大开过后，电视上经常提到‘科学发展观’这句话，我没学问，吃不透它的意思，可从我经历的事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肯定不科学。啥事都得一步一步去做。科学发展是不是就是办事得按科学的路数?”王来青【原标题：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兴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