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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代马车看奚仲作车

2013/10/23 16:39:48 点击数: 【字体:


从商代马车看奚仲作车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

    (一)

  历史学是门时间科学。在开展历史研究时,首要的任务是对研究对象的年代作出正确的判断。曾有人宣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代文化已经形成“共识” 【注1】,给人的印象是夏代文化已经找到。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已,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成果不支持这种说法。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成果,本文所说的商代,是指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间商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期。在考古学上,它是指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至安阳殷墟第四期之间的遗存。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曾对二里头遗址的四期文化遗存作过分析,指出它的第一、二期遗存与第三、四期遗存的内涵并不一致。在第三期遗存中,“不仅包含了第一、二期中常见的那组陶器,还出现了以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一组新的陶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发掘的成果证明,这后一组陶器是二里冈期商代文化中富有特征的器物。因此,它的出现,表明第三期遗存中包含了两种文化因素”。“它们不仅同时并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后一种文化因素还表现出替代和融合前者的趋势”。基于考古学界以最晚的遗存进行断代的原则,笔者将第三、四期遗存判定为早商文化【注2】。至于探索中的夏文化,我推断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存。

  这一看法得到许多同仁的认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他认为:“要在考古学上区分夏年与商年,最关健的问题是要确定成汤都亳的地望所在。如果能找到成汤的亳都,则可利用地层的原则和考古学分期的方法确定夏年了”【注3】。于是,他看上了郑州市内东周文化层中出土的“亳”、“亳丘”等陶文,说:“‘亳丘’应该就是‘亳墟’。如同‘殷墟’曾是殷都一样,‘亳墟’很可能就是因为郑州商城本是商的亳都而得名的”。这样,作者凭借“很可能”的猜测,把郑州商城与商汤的亳都挂在一起。有了这一解释,他迂回地用它“证明在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既然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已经“名亳”,所以他提出“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注4】。由此,他把自已过去提出的郑州二里岗文化为商中期文化提升为早商文化,把二里头遗址汤都西亳说、其文化遗存商代说,改为夏代城址和夏代文化了。

  以后,他又看上了郑州商城CET7第5层(城墙夯土层)出土木炭用常规碳14测得的年代数值:公元前1620±140年。他说:“要精确计算商的积年是困难的,要精确计算考古分期的年数更是困难的。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只能大体估计商积年在500至600年,若以公元前1028(或1066)年为商朝终止年,则成汤始建国年应为公元前1528----1666年。今据碳14测定郑州商代遗址第二段的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620±140年。这个数据同汤居亳的年代是能大体吻合的”【注5】。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说“据碳14测定,其(指CET7这个数值)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约3570±135年,即公元前1620年,与早商开始的年代大体相合”。他还斩钉截铁地说:“郑州商城其始建城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16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与仲丁迁嚣的年代不合”【注6】。

  这样,他把公元前1620年当成划分夏商两代的分界点,进而宣告:“我们是汤都郑亳说者,主张郑州商城本身属最早的商年,而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于夏年”【注7】。

  其实,碳14测得的年代数值公元前1620±140年只是一个年代范围,作为建城年代,意指郑州商城在公元前1760年至公元前1480年这一范围之内所建。他错误地把公元前1620±140年理解为“公元前1620年”,忽视280年的误差范围,这是不对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的“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依据郑州商城遗址的文化分期,从不同文化层中采选系列含碳样品经常规碳14测定,获得了一批年代数据。这些数据经高精度树木年轮校正曲线匹配拟合,转化为一批日历年代。测年的结果表明:郑州商城内二里岗文化一期早段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注8】。用二里岗二期早段发现的水井原木进行测年与校正,它的年代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注9】。这样,在二里岗文化一期晚段建造的郑州商城,其年代只能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与“郑亳说”所说郑州商城建于公元前1620年的说法,相差了100余年。这也证明;二里岗下层文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商代早期文化遗存。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的“夏时期年代学研究”课题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和伊川南寨遗址的第一至第四期文化遗存分别采选系列含碳样品,并作了碳14测年。结果证明:南寨所得的年代数据与二里头遗址所得的年代一致,证明这二个地点的测年结果均合理、可信。近年,对新密市新砦遗址出土的含碳样品,依分期作了测年,又提供了一批年代数据。尔后,将龙山晚期至商代二里岗期的年代作整体匹配拟合,给出的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第四期遗存的年代下限则在公元前1550年上下【注10】。因此,无论按“郑亳说”主张的公元前1620年为“商的始年”,还是按“工程”估定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为夏商分界,就公元前1620----1600年这个范围而言,已经落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际。

  上述年代数据表明:二里头遗址的第三、四期遗存的年代在商代紀年之内,不可能是夏代文化。所以,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存属早商文化,不仅从文化性质上可以证明,而且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成果的支持。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结果也不支持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是夏代文化的假说。如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及其工艺进行研究,认为二里头第三、四期遗存的冶铸工艺与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冶铸是一致的,属同一系统。有人明确指出:“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和出土铜器的代表性诸方面考察,二里头前期与后期的金属文化遗存,其创造主体可能存在历史性的身份转换”【注11】。

  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把考古学领域内的商代文化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算起,直至殷墟的第四期遗存,是合理可信的。这样,商代纪年应该超过550年。按“郑亳说”者的说法,商代纪年只有400余年,与夏代纪年相近,这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了。

  (二)

  考古发现证明:地处内陆的商王国,已经用马匹牵引马车并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目前在河南安阳、洛阳,陕西渭南、西安,山东益都、滕州,山西灵石等地的二十多个地点发现马车坑,据不完全统计,马车总数超过70辆。

  这种双轮独辕、用两匹马牵引的木制车辆,由辕、衡、舆、轮、轴等构成。辕的前边有衡,长度2----2.5米,两侧有轭,用以架马。车的长度超过3米,辕长也在2.56至2.92米。车轮的直径通常在1.2至1.5米间,大多有18根粗细均匀、排列有序的辐条。车轴通长3米上下,两轮间的轨距2.1------2.4米之间。车轴与车辕交接处的上方是舆(车厢)所在,舆的平面为长方形,长1.3----1.5米、宽1米左右,四周按有栏杆,可用于手扶。后边中间留有缺口,供乘车人上下之用。

  从清理出的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马车可以看出,商代马车的形制与金文的“车”字相同。车的结构也很一致,大小规格相当接近,驾驭的方法也一样,说明商代工匠对马车的制作,已经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总结与改进。马车的形制相当复杂,但制作工艺已相当规范。同时,马车的功能在实用中得到检验,其实效性得到社会的认同,因而马车使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在商代,这种形制的马车是最好的陆上交通工具,成为两周时期马车制作的样板,并开了后世马车的先河。

  商代马车的结构不仅复杂,也很合理。例如车厢放在轴与车辕交接处的上方,与两侧车轮的距离一致,车辕位于车厢下的中间位置,这有助于马车在行驶过程中保持平衡,对驾驭马匹、掌握方向也极为有利。两个车轮的制作,也已脱离了用圆形木板制作的原始阶段,改用粗细均匀、排列规整的18个辐条(个例中有多至26根者)。这是一项重大改进。用辐条代替整块圆形木材做车轮,使马车在行驶过程中较为轻便,速度加快。

  从出土马车的数量之多、结构之一致、地域之广等几个方面考察,可以推知这种马车的制作技术己相当成熟。坚固耐用、轻便快捷的性能,使它广泛地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它不仅是王室成员、贵族官僚的代步工具,还在驿站传递、田猎出行、远程征伐等方面承担了许多长距离运行的任务。

  目前在豫、陕、晋、鲁等省的二十多个地点出土马车,有的属王畿之地,有的是臣服于商王窒的诸侯国。这说明这种马车除在商王国的地域内使用外,已经成为商王室与诸侯方国的进行联系的重要工具。它们之间有道路相通,并借这种马车来确保商王窒与各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安阳殷墟是晚商时期的都城址,这里发现的马车数量也最多。已清理的“车马坑”有20余座,大多一坑埋一车。但在王陵区M1001、M1003附近发现的一个大车马坑中,发掘者推断有马车25辆之多【注12】。这些马车作为王窒、官僚、贵族死后的陪葬用品,在大墓旁边、或墓室中埋放,是为了让墓主人在另一世界内继续享用。马车在当时是达官贵人们的专用工具,是一种高级的豪华轿车,成为他们炫耀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

  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多次发现商代道路遗迹。其中有一条路,已知有数十米长、作西北、东南走向,宽约10米,路土厚度有0.2米,上面留有双向车辙的遗痕【注13】。这是一条行驶马车的大道,它位处洹北商城东南,在发现的众多道路中是最宽的一条,应是这个“大邑商”的一条重要的大道。深深的车辙遗痕,是车轮反复辗压的结果,它反映了3000年前车水马龙、频繁行进的忙碌情景。

  这类马车在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尚未发现,但均发现有道路。郑州商城已发现马车的零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一致,说明它是马车的专用零件,表明制作的是同一类马车。

  商王及其大臣使用马车代步,各地的诸侯也争相仿效。为了显示其尊荣富贵,马车的装饰也很精致、华丽:或在车上髹漆,或配以铜饰;有的对马头及马身,用不同质料的物件进行装饰。这在当时已形成风气。

  这种马车用两匹马牵引、在大道上快速行进,不仅对制作马车的木材有特殊的要求,而且对各部件的连接与结合也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它在3000年前出现,是多种手工业(金工、木工、皮革工等等)结合的高端制品。所以它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也表明它在长期使用中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成功之作。

  那么,马车究竟在什么时侯出现呢?这是我们需要追寻和探索的。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2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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