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说的是薛国有个奚仲的人，是夏代专职掌管造车、用车的官员。据《新语·道基》记载：古时“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认为马车、牛车都是奚仲发明的。在汉以前的许多书籍，如《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等等，都记有“奚仲作车”的事，所以奚仲被称为造车的第一人。

　　夏代有车，文献记载也很多。如《史记·夏本纪》中记有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舡、泥行乘橇、山行乘撵”的文字。在《史记·河渠书》中，也说大禹治水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桥”。在《尚书·益稷》中，大禹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指车、船、橇、轿这四种交通工具。这些说法反映了那时的先民，在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时，已经采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可惜“四载”中的车、橇、轿三种交通工具，至今未见实物。

　　从上一节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商代马车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制作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这说明马车从它出现到商代晚期，应该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可以推断：马车的出现，应在商代以前比较久远的某个时间。现在要探讨的是：夏代初期是否出现了马车？

　　诚然，文献中还有黄帝造车、相土造车等记载，也是很早流传下来的说法。同样，这些说法的真伪、是非，今天已无法判断。

　　应该指出：一种交通工具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既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的技术进步到有可能创造马车时，它才会出现与被推广。同时，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一旦出现，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往往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对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车的发现往往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正是它对研究古代先民的活动空间，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等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当人类告别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出现了、城市产生了。为了满足国家职能和城市所需的各种条件，对交通工具也提出快捷、方便的要求。商代马车的使用跟国家与城市需要的条件显然是适应的。它在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突出地显露出来。为使城市统治者为把他的意志能尽快地传达、贯彻下去，要臣民接受，需要这种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为了与周围国家进行各种联系，扩大自身的影响，也需要这种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为了防御敌人、增强国力，加强与各地的联络，需要大量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为了对外扩张、拓展疆域，也需要大量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马车成为一个国家必要的装备，是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目标的重要工具。

　　因此，先秦时期各国都以拥有马车数量的多少，作为国力强弱的标志；是“千乘之国”还是“百乘之国”，被作为衡量国家大小的形象说法。

　　社会对马车需求的迫切，也促使这种交通工具在数量、快捷、方便等方面不断地改进与更新。商代马车所表现的先进性，反映了它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地改进与更新，使其坚固、快捷、轻便的性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是这种双轮独辕的马车成为两周时期重要的交通工具的重要原因。

　　在3000年前的商代，我国的先民已经制造出多种木质车辆。除了这种马车，还有手推车，人拉的，牛、马牵引的其它车辆。它们承载着社会生产、生活中要求它们完成的各种功能。但在各种车辆中，以这种马车最为重要。在汽车出现以前，马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最重要的陆上交通工具。

　　考察马车最早出现的时间，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是说，当客观上需要马车这种交通工具出现的时候，它才有出现的可能；2，各种手工技术达到一定水准，使制造这类马车成为可能；3，马匹的驯养已有可能用来驾驭车辆。

　　对第一个条件，奚仲所处的夏代初期，大致己经具备。人群间的交往是人类最正常的一种活动。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在这块东亚大陆生活的人群之间，就有了许多往来。诸如产自南海的货贝，在黄河流域的一些遗址中己有出土，这是交流与交往的结果。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各地居民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

　　夏代作为我国的第一个王朝，它的出现标志我国进入了历史时期。《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的夏代世系与商代世系一样清楚，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夏代世系的存在，还反映了社会划分为阶级，使统治与奴役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夏王室为了统治与奴役广大民众，需要有力的国家机器去实施其内外政策，进行有效的统治，也需要快捷的交通工具。当时，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夏王室与诸侯国之间，都需要有比较快捷的交通工具进行联络。所以，从理论上说，如果在夏王朝时期的遗址中发现马车，不会使我感到惊奇。

　　诚然，大禹“四载”中所说的“陆行载车”，并非虚指，夏代有车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乘的是什么车？是牛车还是马车？从“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的记载看，或许马车已经出现。

　　另外，从商代马车可以看到，各部件的联结用的是榫卯结构。这种榫卯结构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见到。夏王朝时用的斧、锛、凿类金石工具比河姆渡文化时期进步了许多，从理论上说，在夏王朝时期的榫卯结构也应有不少提高。至于能否胜任马车对榫卯结构所需的严格要求？不可妄加猜测。同样，从理论上说，龙山时期的先民已经驯养马匹，但是否己用马去驾车？也未有定数。

　　因此，夏王朝时期是否已经出现马车，因目前尚未发现，不便妄加推断。有关奚仲造车或奚仲发明马车的问题，也需等待考古发掘中有实物发现，方可论定。

　　由于自然原因，用木材制作的车辆在地下无法长期保存。考古学家借助木质车辆的朽痕与周围泥土的颜色、硬度不同，仔细地将它们剔剥出来，使古代车辆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活”。所以，当一辆马车被发掘出土后，受到世人的很高评价。可是，对车的注意，人们大多锁定在大墓或它旁边的“车马坑”一类遗存，对于丢弃在聚落其它地方的车辆，在发掘中尚难顾及，所以今后应该多加注意。

　　在科学研究中，证据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夏文化探索”课题的研究，虽然经过30余年的努力，由于至今未找到实证，哪种遗存是夏代遗存在考古学界仍然未获共识。有关奚仲造车或奚仲发明马车的问题，同样需要证据。

　　探索的过程，是推动学术课题研究、促进学科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虽然未能就奚仲造车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它并不影响这次学术会议的价值。因为三千年前在中原大地上行驶的马车，与古埃及发现的马车一样，是古代世界最进步的一种马车。它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这一伟大发明的风采和古代能工巧匠们的聪明才智，这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同时，这次会议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田野发掘中关注已经腐朽的木质车辆遗存，尽快获得突破性成果。

　　我想：只要有马车存在，一定会被考古学家发现，这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有突破性成果，我们就可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了。（殷玮璋 ）

　　注释：

　　1，李伯谦：《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课题的新进展》文物1999.3】

　　2，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 考古 1978年1期

　　3，邹 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 华夏文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4，邹 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文物 1978年2期

　　5，邹 衡：《再论“郑亳说”》 考古1981年3期】。

　　6，邹 衡：《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

　　7，邹 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物 1979年3.期

　　8，.張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14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1

　　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公司2000

　　10，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6

　　11，金正耀：《二里头时期的金属文明及相关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6

　　12，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梁思永、髙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 中央研究皖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13，《200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回眸》中国文物报2001.5.23

　　殷玮璋小传

　　殷玮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参与了《考古工作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