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温墓志》、《虞道育墓志》、《谢球墓志》、《蔡冰墓志》、《黄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相比较而言，书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隶意，书刻随意者则明显带有一定的行书笔意。
   
    隶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谢温墓志》，这些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字体方整，结构谨严，运笔圆熟疏放。其字体间架结构虽属楷书，但在形态上仍然保留着隶书的一些特质。从这些墓志的绝大多数字来看，结构上已经是纯粹的楷书，用笔方面，如横画的起笔斜截入，收笔改上挑为下顿，竖画多作悬针或垂露状，竖钩处改隶书的弯弧为趯挑，以及撇画的出锋，捺画的一波三折等，也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楷书法度。《谢温墓志》中的“夫人会稽谢氏”六字，与传刻的锺繇小楷或王羲之临锺繇小楷书，几乎很难区别。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长横画，起笔斜截而入，收笔向下顿按，中间轻提而过，已经俨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书笔意稍重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刘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这类行书笔意较重的墓志都是砖刻，书刻都比较随意，大多是在砖烧前的软泥坯上书刻而成，笔画不加修饰，中间粗而首尾尖细，结构上隶楷杂陈，整体风格类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样早期行书，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从书法风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达到两个人书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参差，似信手镌刻，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但书法却率真质朴，别具一番风味。虽楷化程度较重，而一些笔画又略具行书笔意，同时某些笔画似仍具有一定隶意。还有一块《谢球墓志》，书刻极为粗糙，有点类似于后世印章上随意刀刻的行书边款。
   
    由于一块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书体，甚至一个字体竟存在不同笔意，因此对六朝墓志书体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尤其是第二类墓志，它们之间只存在隶意、楷意孰强孰弱的问题，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严格界限。综而言之，同一时期东晋墓志往往多种书体共存发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晋恭帝玄宫志》书体为森严峻整的隶书，而于此同年的《谢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则已为略具隶意的楷书。显然，这种同一时期墓志书体和书风的差异，应与书体演进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有可能与书、刻者书技的优劣和对某一书体的偏爱有关。这种情况在东晋时期家族墓志书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吕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与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书法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与两个家族墓志书写者的审美意趣密切相关。此外，同一时期东晋墓志书体的差异可能还与书丹和刊刻情况有关。大体而言，凡未经过书丹或刊刻随意者，其书法多保留一定手写行书的笔意。反之，则书法刻板工整，少见行草笔意。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看，东晋墓志书法又是沿着大体一致的轨迹发展演进的。依据墓志书体风格特征的变化，大致可以将东晋墓志书体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晋早期，主要流行第一类隶书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书体却整齐划一，除《张镇墓志》的书体微具些许楷意韵之外，其余皆为波挑明显的隶书，如《谢鲲墓志》、《温峤墓志》、等。第二阶段从东晋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隶相杂的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大大增加，书体复杂多样，既有《李缉墓志》、《王建之墓志》一类以隶为主略具楷书或篆书笔意的书法，又有《谢球墓志》、《谢温墓志》一类以楷为主略具隶书、行书笔意的书法。不过，这些只是对东晋墓志书体简单的、相对的划分，书体演进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一种除旧布新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旧并存的状态。一种新书体产生后，旧书体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书者个人喜好长期使用。  

    论西晋的隶书

    隶书是古代汉字书体之一，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书体，隶书之名最早见于东汉。但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的确很难断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云：“（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云：“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相传隶书有程邈所创，汉代蔡邕在《圣皇篇》云：“程邈删古文隶书。”后人有以为隶书出于大篆者 ，亦有认为隶书来源于小篆者 。诸说尽管不一，但早期隶书多有篆书笔意这是不可否认的。有篆书到隶书是汉字演变史上重要的变革，它是篆书的变体，又是楷书的前身，上继周秦，下开魏晋。隶书大致有如下风格特征：其一是在笔法上，在隶书中出现了折笔和出锋两大新法，解放了笔锋，运笔则强调了轻重缓急。在笔画形态上，点画亦有粗细变化，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整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各种点画错落有致，显得空前的丰富多彩；其二是在结构上，由于隶书的笔势明显地带有左掠右波的趋向，而笔势又与结体相互影响，所以左右开张的笔势则促成了隶书字形趋于扁平、结体偏于横势。这样，左右分驰的笔势，与扁平的结构，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造成了隶书特有的风貌。由于隶书笔法和结体上的特点，隶书在布局章法上也形成了与其他书体迥然异趣的特色，即每个字的中心分布虽然大致均匀，但因为笔势向两侧伸展，字形扁形，故字与字间的距离大于行与行间的距离。隶书突破了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标志着古文字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
   
    西晋隶书具备隶书的基本特点，但也不乏特点时代的独特个性。
   
    西晋时期，虽然楷书和行书已经逐步兴起，但在庄重严肃、正式规范的场合仍然实用隶书，尤其是在碑碣上仍以隶书为正体。今天能见到的西晋隶书书迹大致有《张光砖志》（泰始元年，265年）、《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潘宗伯阁道题名》（泰始六年，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经》（泰始六年，270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鲁诠墓表》（太康三年，282年）、《冯恭石椁题字》（太康三年，282年）、《杨绍买冢地券》（太康五年，284年）、《和国仁墓碑》（太康五年，284年）、《王君残墓志》（太康八年，287年）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一些墓砖和建筑用砖。西晋隶书书迹的数量远远多于同一时期的篆书，而且这些隶书书迹的品种非常丰富，包括碑刻、神道题字、墓志、墓门题记、石椁题记、石柱题字，它们大多见于当年丧葬的遗物上。综观这些隶书书迹，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隶书的整体风貌。它们不但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地域、民族风格，而且它们各自在字形、结构、章法上又不乏个性特点。

    一  西晋的碑刻隶书
   
    西晋历时仅仅半个世纪，隶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正体文字，所以碑刻亦多为隶书，书法风格虽然上承曹魏传统，但程式化更为严重。因为西晋明令禁止立碑，所以流传今天的丰碑巨碣甚少。比较著名的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此碑隶书具有风姿古朴，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此碑书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