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与立宪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清亡之际各色官僚之表现也实有趣，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卦，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这些人中有人还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来重新审视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罢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