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政府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