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清末，醇亲王载沣在香港与德国军官和自己的随从合影。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上谕，宣布政府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政府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政府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政府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政府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为列强与清政府“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