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骚乱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政府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骚乱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