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


    我一共只见过施先生两次，那两次会面都在1996年6月我去中国访问期间。但早在那之前我已经通过书信与施老建立了一种“神交莫逆”的情谊。那段友谊始于1984年一次偶然的因缘。那年春天我接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施先生的短函，大意说：他多年来热衷于词学研究，前不久听说我刚出版一本有关词的英文专著，希望我能赠送一本给他。那封来信令我喜出望外，没想到我一直敬佩的三十年代老作家会突然来信！我一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就立刻用国际特快把书寄到上海给他。那段期间我正在开始研究明末诗人陈子龙和柳如是，正巧施先生刚出版了一本《陈子龙诗集》（与马祖熙合编），所以他很快就寄来该书给我。后来他陆续请友人（包括顾廷龙、李欧梵、Jerry　D.Schmidt等人）先后转来《柳如是戊寅草》《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等珍贵书籍。1988年他又托茅于美教授转来他刚出版的《唐诗百话》。该书深入浅出，篇篇俱佳，其论点之深刻、文体之精练，都让我佩服至极。我于是把它作为耶鲁研究生课的教科书。从此施先生每次来信都不忘为我指点迷津，并指导我许多有关明清文学及女性诗词的课题，后来我与苏源熙合编《传统女作家选集》，大多受到施老的启发和帮助。最让我惊奇的是，他在西方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十分丰富，所以我开始按期邮寄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以及一些外文书籍给他。从此，上海和纽黑文两地之间，那一来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

　　1991年施先生从上海寄来他的诗稿《浮生杂咏》八十首，尤其让我感动。他自己说，他的诗集乃是效龚定庵之　《己亥杂诗》而写———那就是，不但悉心校订每一首诗歌，并特意加上注解。应当说，是那部自传体式的诗集，使我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寻常。从那个诗集里，我深深地体验到：施老自幼的教育背景、长年以来所培养的阅读习惯，以及个人的才华和修养，都很自然地形成他这样一个人。难怪他二十岁不到就开始投稿了，而且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遭遇，他都能持续地认真求知，并能选择当时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来“言志抒情”。因此，他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

　　对我来说，他的《浮生杂咏》之所以如此动人，乃是因为在那部诗集里，我可以自由地“发掘”出许多我们这一辈人所不熟悉的“文化记忆”。所以当我读到他所叙述有关与大学同舍生“一灯共读对床眠”，与戴望舒等人在二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害怕国民党“奉旨拿人犬引狼”的往事，以及有关松江老家“芜城门巷剩荒丘”的景象时，心中尤其感到震撼。此外，施先生寄来的那本《浮生杂咏》校样中有好几处有他的亲笔“更正”，所以特别珍贵，我因而小心珍藏之。

　　我喜欢阅读施先生的文字，不论是他的诗或是他的信件，都让我有“如见其人”的感觉。其中有几封施老的来信至今令我难忘。1991年春天他寄来了一封信：“你的邮件，像一阵冰雹，降落在我的书桌上，使我应接不暇。”“说一声‘谢谢’，就此了事，自觉表情太淡漠，但除此以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形象之生动，文字表达之诚恳，令我百读不厌。又次年暑假听说他身体不适入住医院，我心想专程到上海看他，但一时由于家累及其他原因无法动身，他立刻来信安慰我：“我近日略有好转，天气已凉，可逐渐健好。但我不是病，而是老；病可医，老则不可医。今年八十八，尚能任文字工作，已可谓得天独厚，不敢奢望了。我与足下通信多年，可谓神交莫逆……虽尚未有机会一晤，亦不拘形迹，足下亦不须介意，千万不要为我而来。”他那种朋友间“如能心心相通，见不见面无所谓”的态度，令我感动。但四年后我还是到了上海拜见他，终于如愿。

　　后来辜健先生把许多施老给我的信函收入了他所编的　《施蛰存海外书简》中。顺便一提，是施老的另一位学生张索时首先代替辜健向我索取那些信件的影印本的。在那个还没有电子邮件的年头，每封信都得亲自用笔写出，信纸也必须因收信人而有所讲究，所以私人信件就更能表达写信人的“真性情”。我一直很喜欢用“抒情”二字来形容文人书信的特色，有一年甚至从头到尾朗诵了一大本美国小说家　Henry　James　和Edith　Wharton　两人之间的书信集，我将之称为“抒情的朗诵”。

　　据我观察，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常常会引起连锁反应的效果，而这种“连锁的反应”乃是研究文人传记最宝贵的材料。例如，八十年代开始我和施老的通信无形中促成了他和老朋友张充和女士之间的通信。他们早在三十年代末就互相认识了，当年正在抗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流寓到了云南，施蛰存也只身到了云南大学教书。正巧沈从文先生就住在云南大学附近的北门街，有一天施先生到沈家去参加曲会，那天正好轮到充和女士表演清唱，所以彼此就认得了。后来经过半个世纪，居然还能以通信的方式重新叙旧，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作为他们的后辈，我很愿意为他们两位老人家服务，我告诉他们，凡是转信、带话之类的事对我都是义不容辞的。同时我也能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学到许多上一代人的宝贵文化。我一直难忘1989年春天施先生托我转送的一封信，那是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将满一周年时，他因收到充和赠他的一个扇面，感慨万千而写的回信。

　　两位老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特别感人，乃在于彼此曾经在战乱时期炮火纷飞中有过共患难的经验。三十年代的昆明乃为一文化大本营，当时知识分子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坚固情谊，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息息相关。那是一种终身不忘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