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独创性的评论家，钟嵘的文学观念和诗学理想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观念和理想，既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他自己。是他对时代精神、诗学传统、审美理想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想，主要表现在《诗品》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等方面，表现在他对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品评之中。 
      
   （一）诗歌发生论
        
   对诗歌的发生，钟嵘以前的经典就早有论述。《诗大序》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略早于钟嵘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均从主观自我出发，把“诗”看成是“志”的外化。至于内在的情志，则来源于天地，来源于纠正世道缺丧的功利需要。
       
    而钟嵘所提倡诗歌发生论，则更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劈头四句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就“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看，其说法似乎与《诗大序》和刘勰没有什么不同。但钟嵘更强调“物感”的作用。在诗歌发生的过程中，假如《诗大序》和刘勰偏重人心是“主动”的话，钟嵘则偏重人心是“被动”的。就是说，诗歌的发生，首先是有外界客观的“气”，使客观的“物”发生变化，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心，先是被物感，其次才有可能抒发这种“物感”。尽管这种“物感说”已是当时的共识，看起来似乎所有的文论家都明白这一点，刘勰在某些篇章里也有论述，但“人心”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在这方面并没有弄清楚。
        
    刘勰的诗歌发生论是从《诗大序》来的；钟嵘的诗歌发生论，与其说也受了《诗大序》的影响，不如说与《礼记"乐记》更具源渊。
     
   《礼记"乐记》论音乐发生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礼记"乐记》认为，在音乐的发生中，人心是“被动”的。由“物”感于“心”，心里才会产生音乐。但“物”又是如何“发动”的呢？钟嵘认为是“气”的作用。
这样，钟嵘就把《礼记"乐记》中：“物——人心——音乐”的三段论，发展成：“气——物——人心——诗歌”的四段论。这里的“气”，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既是充盈于天地间蓬勃的元气，又是四季转换的节气，是一种能使大自然萌动，触于物而感于心的东西。把“气”引进诗歌理论，并以“气”为核心，是钟嵘的天才创造。 
        
    钟嵘的天才创造还表现在：“物——人心”作用的环节上。
       
    钟嵘前后的文论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物——人心”看成是大自然的萌动，四季感荡的过程。
       
    陆机《文赋》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刘勰《文心雕龙》说：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比钟嵘略晚的萧统、萧纲、萧子显，乃至陈叔宝等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说： 
       
    或日因春阳，具物韶丽，树花发，莺和鸣，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时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雪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萧纲《答张赞谢示集书》说：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
       
    萧子显《自序》说：
       
    若乃登高极目，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己也。
        
    陈后主叔宝《与詹事江总书》也说： 
        
    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晃漾；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
        
    因此，如果说钟嵘论自然萌动，四季感荡只是基于西晋以来诗论家的共识，《诗品》序中“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的说法，从物感人心，与陆机、刘勰等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提出“人际感荡”，强调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第   二大根源，所谓“人际感荡”，则是钟嵘的独创。《诗品》序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盻倾国：凡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这就是说，在四季变化，万物盛衰，四候感诸于诗者之外；社会动荡不宁，人际悲欢离合，同样是诗歌发生的原因，或许是更复杂，更令人魂魄回荡，愁思百结的原因。在这里，钟嵘用了许多对句，并囊括了历史上屈原被谗，昭君出塞，去国怀乡，生离死别等有代表性的例子，由于钟嵘无意对这些人物的遭遇作具体的阐发，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由这些人物共同组成的历史悲剧和社会感荡上，阐述由社会悲剧使情感丰富、内心激荡，灵魂骚动而充满了倾诉的渴望，最后不得不陈诗展义、长歌骋情的过程，因此，你可以把“楚臣”对号入座成屈原，也可以理解成楚国甚至任何一个失意而不得不离开祖国的人；“汉妾”同样可以是王昭君，也可以是班婕妤，也可以是其他我们并不知其名的一个可同情的宫女。“再盻倾国”可以是李夫人，也可以是其他人。总之，钟嵘在这里想概括的，只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典型感情。从而证明，历史悲剧和社会感荡是诗歌发生的第二大根源。
       
    在这段话里，除了“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会使人联想起孔子《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