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意悲而远”、“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王粲“发愀怆之词”；阮籍“洋洋乎会于风雅”。
       
    中品：秦嘉、徐淑“文亦凄怨”；嵇康“伤渊雅之致”；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郭泰机“孤怨宜恨”；颜延之“经纶文雅”；鲍照“颇伤清雅之调”；任昉“拓体渊雅”；沈约“长于清怨”。
       
    下品：曹操“有悲凉之句”；曹彪、徐干“亦能闲雅”；缪袭“唯以告哀”；谢庄“气候清雅”；谢超宗七子“得士大夫之雅致”；毛伯成“文多惆怅”等等。
       
     我们注意到，以上诗人，非雅则怨，“雅”、“怨”二端，仅得其一。只有曹植一人“情兼雅怨”。能把雅正美和悲怆美结合在一起。
        
    再看体制风格：在所有的诗人中，也只有曹植一人符合他的要求。
        
    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和“体被文质”，正是钟嵘心中的美学境界。以曹植为尺规，其他诗人，不是“文”胜“质”，就是“质”胜“文”。连刘桢、王粲也不例外。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粲“质羸”偏美。偏美，显然不是钟嵘的诗学理想。至如陆机“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左思“浅于陆机”。中、下品诗人如曹丕“新歌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应璩“善为古语”；曹操“古直”，皆质胜文之谓。若张华“巧用文字”、“儿女情多”，则文胜于质，均不能完美，不能刚柔相济，达不到美的极致。
        
    不过，在同是偏美，不能相兼的情况下，钟嵘似乎更重视代表《诗经》的“雅”和代表诗歌精神的“质”。
        
    如组成汉魏晋宋诗歌轴心的曹植——陆机——谢灵运，均源出《国风》一系；而同是上品的王粲、刘桢，钟嵘更看重质胜文的刘桢，把他置于王粲之前。称“曹、刘殆文章之圣”，“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而王粲仅“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尽管王粲、刘桢优劣，齐梁以来，家有曲直。沈约、刘勰重视王粲。《宋书"谢灵运传论》谓“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以曹植、王粲并提而不及刘桢；《文心雕龙"才略》篇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七子之冠冕乎！”晚出的《诗品》重视刘桢，固然反映了钟嵘不拘时论和敢于向前辈理论家挑战的勇气，更本质的，是在诗歌理论和美学理想上，钟嵘与沈约、刘勰之间，存在深刻的审美原则上的分歧。 
        
    与吟咏情性的本质论相联系，从个人的审美经验出发，钟嵘重视的“滋味说”，同样是他诗歌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的背景。钟嵘所以强调“滋味说”，是因为东晋以来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同时，庸音杂体，动辄用事使诗歌变成书奏和文符。妨碍了美的创造。故提倡“滋味说”，正可为时弊之药石。作为诗学的体系，他认同五言诗，因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提倡“直寻”，因为“直寻”会产生“真美”，产生“自然英旨”，这与滋味有关；钟嵘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此处“余”，即“余味”，是“滋味”的另一种说法。
       
    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①，把听音乐与吃肉联系起来，用肉味比喻音乐，以直觉把握审美以来，人们多
       
    ①见《论语"述而》篇。
        
    喜欢以“味”谈诗，以“味”谈美。两汉司马迁、王充以“味”喻文章之美，经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一步步演化，至晋陆机《文赋》提出，文章当有“大羹之遗味”。齐梁之际，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味”字作为文学评论的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宗经》篇的“余味”，《明诗》篇的“可味”，《史传》篇的“遗味”，《附会》篇的“道味”、“辞味”，《总术》篇的“义味”，以及《声律》篇的“滋味”等等。尽管刘勰在《隐秀》、《物色》诸篇中也论述了“味”的审美作用，但总体上看，刘勰谈“味”，只是附带而论，尽管他用了那么多的“味”字，但其重心、主旨却不在此。不像钟嵘把“滋味”放在《诗品》的中心，与诗歌的本质论、发生论、诗体论、创作论交融在一起，贯穿始终，成为诗歌审美和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妨可以说，由孔子《论语》发端的“滋味说”，在钟嵘的《诗品》里，才最后完善成为一个纯美学的范畴，取得了独立的意义，并对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产生重要影响。【原标题：钟嵘（接系22世）的文学观念 及诗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