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最后由萧绎《金楼子》提出：“吟诵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沿主情、缘情一路，对诗歌本质的揭示，最终出现纯文学的理论主张。应该指出的是，除了陆云，钟嵘是较早认识张华“情多”的批评家，尽管他对张华的“气少”有所不满。
       
    可以说，“吟咏情性”，作为钟嵘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贯穿了《诗品》发生论、创作论和诗学理想的始终。
       
   （三）诗体论 
        
    有什么样的本质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诗体确定和诗歌形式选择；这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由于奉为经典的《诗经》是四言诗，几百年来形成心理定势和审美定势，为人们热爱和崇拜。所以，尽管东汉以来，文人多写五言，很少再写四言，但不少文论家仍视四言为正宗，看不起五言诗。
       
    挚虞《文章流别论》说：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乐府亦用之。…… 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引自《艺文类聚》卷五六、《太平御览》卷五八六）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均视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曲折之体”或“流调”。俗雅之分，高下之别，其义甚明。 
       
    钟嵘则以为：五言是在四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人多写五言，不是什么“流调”或“曲折之体”，而是五言诗体比四言诗优越。在写景状物，吟咏情性上，五言比四言更有回旋余地，也就更具滋味和审美价值。《诗品》序说：
       
    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 
       
     由此可见，钟嵘写作《诗品》，专评五言诗，是从诗歌抒情这一本质特征出发的。专评五言诗，本身就体现了钟嵘对诗体的看法和对五言诗的肯定。 成为当时优秀的批评家的代表，并逐渐扭转批评界重四言轻五言的风气。
       
    略晚于钟嵘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孟棨《本事诗》载李白论诗体说： 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记载不一定可靠，但假如是可靠的话，大诗人尚且如是说，钟嵘作为第一个奠定五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宗主地位的评论家，其识力之卓伟，是令人敬佩的。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说五言取代四言，是“四言之势尽矣。”王国维《人间词话》：“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此”。比起这些说法，钟嵘似乎更能从诗体本身的角度，从审美来说明五言取代四言的内在原因。也更值得人们的珍视。 
       
    （四）创作论 
       
    《诗品》本质上是一本指导人们怎样写诗、读诗和评诗的书。创作论无疑是《诗品》的核心之一。
      
     钟嵘最初的写作动机主要有两条：
       
    一是当时写诗的风气不对；还没有弄清诗的本意，便一涌而上：“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其结果必然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最后必然走火入魔，误入歧途。
        
    二是评诗没有准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评论没有准的，价值观就出现偏差，以至“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昭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这使创作愈加陷入低迷的境地：“师鲍昭，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眺，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
       
    有鉴于此，《诗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知道，诗应该怎幺读？怎么写？怎么评？历代诗人成就的大小？诗歌成败的原因？这些问题，钟嵘也许与刘士章议论过。刘士章也“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于是“嵘感而作焉①”。 
        
    ①以上均见《诗品》序。
       
    写诗风气不对，评诗缺少准的。这仅是表面现象的罗列，也是一种掩饰性说法，背后还有造成这些风气的原因。而原因则与当世诗人的导向以及与“当代名公”、“文坛领袖”的公开倡导有关。这些倡导和导向置诗歌于困境：
       
    困境之一，写诗不是追求诗意、骨气的高奇，而在诗里运用生僻的新典，这对于诗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但在诗文中运用生典僻事，是当时的时髦，许多人乐此不疲，你也没有办法。
       
    譬如，《南史"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

   《南史"刘峻传》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而任昉之博物用事，在当时尤为着名。
      
   《南史"任昉传》载“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着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自尔都下之士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
        
   这种在诗中滥用新典的时髦，除了盲目地眩耀学问以外，还表明了他们不懂诗歌，弄不清诗和学问的关系。至少任昉就没有弄清楚，他对“任（昉）笔沈（约）诗”的流谚不服气，想在诗歌创作方面努力压倒沈约。但是他努力得南辕北辙，拼命在诗里加进新事的结果只能是诗不得奇，甚至让人怀疑“任郎才尽”。
        
   因此，钟嵘从创作论的角度，批评任昉、王元长由于对诗歌性质不清，导致诗和非诗在创作方法上的混淆。《诗品》序说： 
      
   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中品"任昉》条又说：
       
    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 学他们的人，自然绝对错误：“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为了正本清源，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创作论的原则，这就必须辨析文体，说明写诗和写经国文符、撰德驳奏的区别。
        
    文体辨析是个老问题，在汉魏以来就开始讨论了。 
       
   曹丕《典论"论文》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陆机《文赋》也指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的区别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