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把文体分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等三十三类。
       
    但是，他们只谈区别，却把文学和非文学混在一起。只有钟嵘从诗歌的本质出发，以“吟咏情性”为标准，指出了文学的“诗”和非文学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在写作方法上的不同。《诗品》序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 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由此，他提出“直寻”的创作方法并举例说：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张华诗句），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用“直寻”的方法，写生活的“所见”、“即目”。这种直面其景，直抒其情的创作论，与“吟咏情性”的本质论是互为表里的。此困境一。
        
    困境之二：什么时候冒出写诗要讲四声八病，标准的走火入魔。
        
    一简之中要讲平上去入，两句之中，要协调轻重声响。写诗突然变得困难了，也变得混乱了。明显地对自由地抒写怀抱，对吟咏情性不利。基于同样的认识，钟嵘反对在诗中用典，堆砌学问的同时，也反对拘忌声病，有碍真美的创作倾向。
        
    如果说，前一个目标主要针对任昉、王元长等人；那么，后一个目标主要是针对沈约的。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要求四声制韵，追求精密谐美，提出：“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钟嵘认为，这种追求音响效果的做法，势必会影响感情的表达，妨碍真美的传递。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风气，造成流弊。这就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自称：“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甚。”从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出发，他主张取消套在自由吟咏上的枷锁： 
        
    余谓：文制本须讽诵，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尽管从诗歌声律已经成熟的今天看，钟嵘的这一主张未免显得保守，经过永明诗人和宫体诗人集体的努力，声律入诗最初阶段产生的弊端已不断被克服，事实证明声律入诗的可行性和生命力，但是，钟嵘反对声病的大原则是正确的。四声至唐，逐渐发展成“平仄二元”的历程，同样是由诗人实践，批评家批评共同完成的，是同一事物正、反合力的结果。试想，假如没有钟嵘那样的批评家从反面提供不同的意见，这种发展也许会变得相当缓慢。 
       
    作为创作论的核心，钟嵘取“六义”中的“三义”，赋予它新的意义，使它们更接近审美和吟咏情性。这就挣脱了汉儒经义的桎梏。在具体运用时，他又提倡“赋、比、兴”酌而用之，避免单调的方法带来肤浅和让人读得很累的作品。《诗品》序说：
       
    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①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人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① 咏，原作“味”，据明《群书考索》本校改。
       
     这种创作方法的考虑，是与诗歌本质的确定联系在一起的。

    钟嵘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除了在《诗品》序里加以阐述，体现在上、中、下三品的具体品评中外，还体现在《诗品》的整体结构中。如诗体论体现在只评历代五言诗上；创作论由三品升降来指导诗人应该怎么写和不该怎么写。钟嵘批评前辈理论家没有品第，不显优劣说：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钟嵘批评他们，正是批评他们空谈理论，空谈文体，没有选择，没有优劣的显现。放弃品第，等于放弃了对诗歌创作实际的指导。这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从《诗品》上品十二人：汉三人（古诗算一人）；魏三人；晋五人；宋一人；齐、梁均无人的实际看，钟嵘对齐、梁诗风的批评和反拨是十分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品》三卷既是诗歌理论着作，又是诗歌批评着作。
       
    （五）诗歌美学理想 
       
    钟嵘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追求的批评家。他尚气、慕采、好奇，有重视骨鲠的个性。他写《诗品》的原因，除了《南史》本传说他与沈约有宿怨，以此报复沈约外，更重要的，也许是为了表述自己的诗学理想，为诗坛建立座标，提供准则。在古今诗人中，最能体现钟嵘美学理想的诗人是曹植。上品评曹植说：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这是魏诗人曹植，更是钟嵘心目中的曹植。钟嵘从曹植的诗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想，又以对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的诗学理想得以体现。其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正是钟嵘诗学理想的核心。
       
    这一核心包括两组美学范畴：
        
    一是感情内容上的“雅”、“怨”；二是体制风格上的“文”、“质”。
       
    钟嵘把诗歌感情分成两种不同的美学类型：即源出《诗经》的“雅”和源出《楚辞》的“怨”。“雅”为雅正，代表典雅和高层次、高品味的美学原则；“怨”为怨悱，代表了汉魏以来以悲为美的思想。钟嵘的美学理想是：感情内容上，要求“雅”、“怨”结合；风格体制上，要求“文”与“质”；“风力”与“丹彩”；“骨气”与“词采”的结合。把这种处于两极，又对立，又统一的美学要素合在一起，使刚性的诗歌精神与柔性的词采相融合，体现刚柔相济的美学原则，当是受《周易》美学思想的影响。在批评实践中，钟嵘正是以这种美学原则来品评古今诗人的。

    先看感情类型：凡入品的诗人，感情多与“雅”、“怨”有关： 
       
    上品：古诗&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