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晁错得罪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是坏人，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里，这些人都是很有威望、有能力的官员。

    比如廷尉张欧，判案非常认真，任何一份判决文书都是看了再看、审了再审，实在挑不出毛病了，才决定判处死刑。张欧还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甚至一边流泪，一边宣读，最后还弄来酒肉为犯人送行。

    晁错得罪的人中，还有一个是袁盎。袁盎和晁错的矛盾到了什么地步？凡是袁盎参加的活动，晁错肯定不去，凡是晁错到场的聚会，袁盎铁定不来，“两人未尝同堂语”。

    但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把晁错和袁盎放在一个传里。两个生死对头放在一块，其微妙关系只能由后人自己琢磨了。毕竟晁错之死，袁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促使袁盎提出诛杀晁错的，是晁错的削藩主张。

    力主削藩遭到群臣反对

    削藩，并不是晁错的发明，汉文帝时，贾谊就上《治安策》，提出削藩。

    汉高祖刘邦开创了西汉后，早期曾分封韩信、英布等一些功臣为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刘邦觉得异姓封王不太可靠，就刑白马与天下盟誓“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开始大规模分封刘氏宗亲为藩王。到了汉景帝年间，国内诸侯的势力已经呈现尾大不掉的势头。

    朝廷内的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提出加强中央权力的削藩主张，其中贾谊的《治安策》最为有名：“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但汉文帝考虑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实力，就没有采纳削藩的建议。到了汉景帝时期，晁错深得皇帝信赖，就再次提出削藩的建议。

    晁错气死申屠嘉后，汉景帝任命陶青为丞相，提拔晁错为御史大夫。西汉初，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位极人臣。晁错刚一上任，就提出削藩建议，以为没什么阻力——老丞相都被我气死了，谁还敢作对？没想到招来朝廷大臣的集体反对。

    陶青、张欧、窦婴、袁盎等都对削藩投反对票。连在颍川的晁父都千里迢迢跑到长安，质问儿子：“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者，何也？”晁错说，我只想着“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父叹息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见无法劝阻儿子，晁父服毒自杀。

    从大义上讲，晁错一心为国，忠孝难全，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反过来想想，难道整个朝廷只有晁错一个人在一心为国吗？肯定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把身边的同僚都得罪光了，这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提出的方案，同僚都反对，那这个方案多多少少都是有问题的。

    但晁错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而是自负地认为：你看我多么一心为国，多么大公无私，既然我是忠臣，那反对我的就是奸臣，就是一心为私。

    清代康熙皇帝在和臣下讨论削三藩时，不少大臣反对削藩，那是因为他们都收了吴三桂等藩王的贿赂。汉景帝的大臣们反对削藩，倒不是收了藩王的贿赂，而是其中绝大部分人是老子的信徒，讲究无为，既然分封是汉高祖的规定，那就没有更改的必要，但晁错不这么认为：我的削藩策这么好，袁盎竟然反对，他肯定是收了藩王的贿赂。

    袁盎确实当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但那是中央政府派过去的，而且袁盎一开始还不愿意去。晁错不考虑这些，他是御史大夫，有司法权，让人下了个判决，说袁盎收受吴王的财物，最后让汉景帝下了个诏书，把袁盎贬为庶人。

    晁错的这个做法，实在太没意思了。

    晁错走上政治舞台后的种种表现，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要操作削藩这一天翻地覆的政策，能做好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评价的那样：“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削藩这么大的事，晁错连自己的同事都无法团结，他的下场注定是一个悲剧。【原标题：出色的帝师，不合格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