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钟嵘《诗品》品评陆机、陆云的问题？主要出于以下思考：

    首先，诗歌作品在二陆文化中占有较大比重，是二陆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机所作诗、赋、文300多篇，今存诗107首，赋27篇，文127篇。陆云所著文章349篇，并撰《新书》10篇；在明人张溥所辑的《陆清河集》传世本中，诗作占有一定篇幅。其次，史载陆机、陆云，是我国西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以陆机为例，称其是著名文学家，有影响深远的《文赋》为证；称其是著名书法家，有中华存世最早的《平复帖》为凭；称其是著名诗人，有其五言代表作“赴洛”诗为据。《文赋》、《平复帖》，即一赋一帖，相对二陆诗歌作品而言，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对二陆诗歌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或扬或抑。所以，论及这一问题，直接关乎二陆在诗坛上的文学地位。故，很有必要从正本清源的寻根角度，说一说钟嵘的《诗品》。因为，钟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亦是最为全面评价二陆诗歌作品的南朝文学理论家。他对二陆的评价既有时代客观性，也有学术权威性。为此，就相关话题，谈一些笔者个人粗浅的认识。

    第一要说的是：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观，对钟嵘确立《诗品》审美观有着承前启后的影响作用。

    在我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时代，萌发于秦汉，但又受制于正统儒家理论压抑下的文坛有了自由争辩、品评文学的不同声音，符合文学客观规律的审美观抽长出一派新绿景象。陆机著《文赋》、刘勰著《文心雕龙》、钟嵘著《诗品》，正是这一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成果。

    西晋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全面、深入、系统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论文章；南朝齐梁时期刘勰著《文心雕龙》，对各种体裁文章进行广泛论述，是继陆机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比刘勰晚十年著《诗品》，专论五言诗，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专著。

    《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瑰宝。从传承、发展的角度审视，清代章学诚感言：“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刘勰如此，钟嵘也不例外。一管之见以为，钟嵘作《诗品》的品评标准和审美观念，根植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陆机以“缘情”代替“言志”说，是对孔子“诗言志”文学观的一种创新发展。孔子曾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篇，荀子将《诗》三百篇说成是圣人之志。由此，诗人的感情和诗的文学个性特质往往被政治教化的面纱所笼罩。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是强调诗缘情的文学美感特征。这对刘勰、钟嵘，乃至唐代王维、杜甫等人，都有相当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有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正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王维《上党苗公德政碑》称苗晋卿“诗穷绮靡”；杜甫《偶题》曰：“缘情慰飘荡。”

    正是在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创作观影响下，钟嵘《诗品》著作中，确立了三个方面的审美观点：一是诗歌之美，美在真情感人，尤以哀怨之情美哉、壮哉。陆机在《文赋》中提出应、和、悲、雅、艳的审美标准，尤以音乐之“悲”形容文章之情感动人，以为悲哀的情感颇有审美趣味。由此看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在哲学和美学方面，已有相互融通的心理现象。二是诗歌之美，美在“风力”与“丹采”结合。“风力”，意为风骨气韵；“丹采”，指文辞美丽。诗歌以“风力”为主，“丹采”为辅，犹如一个人的内在气质配以外在着装，相辅相承。钟嵘评价陆机的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就含有对气质高贵和文采润饰的双重赞美。由此推论，钟嵘从云间二陆的诗中探幽采微，提炼升华其《诗品》的审美意境，其审美标准受到了陆机诗风诗意的感染。三是品评诗人，崇尚“天才”，以求“直寻”与“自然”。意思是说，诗人本身，应具有“能观”审美感受力，这是富有天份的，恰如中国有句古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人创作，应敏锐地进入状态，捕捉灵感，并善于用凝炼的语言直接、自然地表现诗意境界；诗人的作品，应让读者享受到一种难以言传、沁人心脾、抚玩无极、回味无穷的美。这些都是优秀诗人的超凡之处。总之，悲伤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情景交融，感物兴叹出诗人；在“直寻”与“自然”中惊天地、泣鬼神，发人深省，感人肺腑，则为美诗也。笔者由此感言，何谓诗？站在时代高处，俯视生活大海，因情而生发感叹，说出人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这就是诗。陆机诗文中有不少这样的优秀作品，如《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前诗反映诗人对险恶政治环境的不尽感慨；后诗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尤其是陆机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在“直寻”与“自然”中，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这在西晋诗歌中，确实是难得的佳作。

    第二要说的是：千百年来，云间二陆文坛地位大起大落，后世有人贬抑二陆，往往以二陆的诗作为靶子。

    云间二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占据的文坛地位，可以说是鲜与伦比。晋代开国功臣、著名文学家张华曾经说过：“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二俊”即指二陆。意思是说，能够得到二陆这样的俊才，是伐吴之役最大的胜利和收获。钟嵘《诗品》评曰：“张公（华）叹其大才，信矣。”张华，代表西晋时代的声音；钟嵘，代表六朝人士的品评。可见，当时的云间二陆有着独领风骚数百年的显赫声名。

    初唐贞观盛世时期，二陆在文坛上的地位依然巍峨耸立。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子之尊，亲撰《陆机传论》。《陆机传》末制曰：“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之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文、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以上誉美之辞，出于千古一帝之口，可见唐代前期，云间二陆，“玉出昆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坚实如故，一如天目山余脉之云间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