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张良的第一次亮相就显得光彩照人，不同凡响。

    张良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登场。张良是韩国人，张家“五世相韩”，可想而知，张良对韩国感情相当深厚。虽然父亲早逝，但张良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相当幸福地渡过了童年和少年。大约在张良二十岁时，秦灭韩，国破家亡的厄运突然降临。从此张良便有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心灵充满仇恨，一心要为韩国报仇复国。当时家中还有奴仆三百人，张良完全弃之不顾，弟弟死了，也没有心思为他好好地下葬。“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召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现在张良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带着他的全部家产足有万金之资，到处寻访他的荆轲。据说曾经“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张良为大力士铸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潜伏在“博浪沙”这个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投向秦始皇。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锥“误中副车”。

    张良刺秦皇，不如荆轲刺秦王来得有名。荆轲刺秦王，由于一再被史家与诗人所歌颂，现在已经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其实张良并不比荆轲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不论是荆轲刺秦还是张良刺秦，这件事的结果都是失败，并无差别，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和风格，而这种方式与风格是值得比较的。

    第一，有意识与无意识。荆轲刺秦，本来不是自发自愿的有意识的复仇行动。荆轲这个人的特点，无非就是认死理，敢豁命，武功好，酒量大；韩信评价项羽的八个字“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荆轲身上。由于被燕太子丹的小恩小惠所收买，荆轲抱定“君子死知己”的僵化信念，心甘情愿地当了工具和炮灰。张良可不像荆轲那样，他有目标——刺秦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复韩，这起点就比荆轲的私人的报恩来得高；有计划——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精心的筹划，不像荆轲激于一时义愤，仓促成行；有步骤——散家财，寻刺客，铸铁锥，定奇策，行狙击，退江湖，这与荆轲寄希望于偶然的侥幸心理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奇”与“正”。表面看来，荆轲“提剑出燕京”，直接找上秦始皇，面对面地单挑独斗，一决生死；张良不愿以卵击石，有意避开正面冲突，隐伏野外，伺机而动，突然袭击，显得有些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有些不太光明正大，而一旦功败垂成，立即拔腿就溜，更是毫无“气概”，一点也不“英雄”。其实，荆轲用“正”，那是常人的思维，直来直去，按部就班，有进无退，往而不返，结果死得愚不可及，毫无意义，还不如一只蚂蚁；张良用“奇”，则符合老子“曲则全”的智慧，谋定而后动，功成而身退，其行事方式显然高明得多。当然，张良刺秦之举是失败了，没有“功成”，只有“身退”，但即便是“无功而返”，难道不比同样无功却白白搭上一条性命来得有意义吗？

    第三，无名与有名。在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张良与荆轲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计，即甘愿拼着一死，换来流芳百世。这也难怪，荆轲本来就没有更为崇高的目标，现在不如干脆豪赌一把：无论我刺秦成功与否，只要舍却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经报答过“知己”了，至于还能博得响亮的“后世名”，那就是额外的赚头了。的确，荆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渊明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然而荆轲之死，除了给后人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性和让秦王再一次庆祝成功，简直毫无价值可言。张良则有更高的目标，长远的打算，欲留有为之身，行有为之事。这就是“灭秦”和“复韩”。至于世俗的评价，后世的声名，那就不是张良所要考虑的了。所以张良决不轻生，甘于无名。不为世俗声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态度。总之，张良的人生态度和行事风格，在刺秦一幕中便已初露端倪。本文摘自《读与写（高中版）》2006年第3期，作者：郭勇健，原题：《张良刺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