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武铉政府的推动下，2005年2月，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判定户主制违反宪法。韩国儒林面临的，将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废除户主制，而且包括随之而来的与家庭、婚姻、财产等相关的整体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改变(注：据韩国媒体报道，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后，与户主制相关的261条民法也将随之改变。)。自朝鲜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最终面临了衰落的命运。

　　二　韩国儒林：儒教衰落命运的最后抗争与思想维护

　　1. 儒教对当代韩国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早在汉代以前就受到了中国文明的直接影响，铁制农具和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通过大陆居民的迁移进入朝鲜半岛;汉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汉四郡”以后，中国大陆文明对半岛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农业生产与社会风俗，而达致文化的范围：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从而直到公元15世纪一直是作为朝鲜半岛的惟一文字而存在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等文化教育，从而使得半岛在文化精神上直接传承了儒教文明。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儒教始终影响着朝鲜半岛。朱子学传入朝鲜后，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整个朝鲜时代(1392~1910年)约500年的时间里，朱子学始终在国家体制、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祖先崇拜、教育体制、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全方位的意义上，全面、持久地影响着朝鲜的历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断绝儒教文化传统的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开始复兴儒教传统文化，强化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韩国知识界很快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儒林，并于1945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儒道会”。

　　“儒道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全国总本部，又在道和市郡，以乡校为中心组织地方支部。它宣称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设立目标是“涵养国民的伦理道义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并进行实践”(注：韩国儒道会总本部：《儒林手帖》(韩文)，由本文作者翻译。)。儒道会的活动没有停留在理论宣传上，而是通过成均馆总本部和在全国的各个支部、乡校，以及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实施了全方位的儒教教育与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本科教育培养儒教文化的继承者;(2)通过儒道会总本部的儒教文化讲座以及对全国儒林的文化教育与实践礼节教育，使得全国广大的儒林能够传承传统儒教的生活方式与儒教价值观念;(3)通过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的活动，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儒教实践礼节，如女性儒道会所开办的明德学校就进行传统礼节和茶道等生活礼节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新妇学校则是使女性能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自信心并能够接续我们的传统;(4)通过儒道会总本部对《朱子家礼》的研究、确认与推广，为广大民众提供实践传统儒教礼节的标准，并通过普通民众的婚、丧、祭祀以及老幼尊卑秩序之礼的实践，使儒教精神与儒教生活方式能够影响到所有韩国人，确保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儒教在当代韩国，不仅代表着自朝鲜时代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也在全社会对儒教传统礼仪制度的实践意义上，作为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当儒教传统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从经济到现实、从哲学意识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全面批判与抛弃以后，代表韩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维护着儒教传统生活方式传承使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同时开始了全面抗争。这种抗争，也相应地表现在经济、文化、现实以及法律层面等各个方面。

　　2. 儒林的抗争与思想文化维护

　　(1)经济学意义上的维护与抗争：对“裙带资本主义”论的反驳

　　当韩国政府从经济学意义上深入批判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时，韩国儒林及其知识分子代表也开始在经济学意义上反驳这种批判，他们不仅指责韩国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下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以出卖国家权力为代价、从而有导致“国家危机”的危险，而且否认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儒教传统的价值观。他们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有问题，但不是因为儒教，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本身带来的。在“儒教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看成是儒教特征的权威政府、追求金钱和权力、裙带主义等根本不是儒教文化的价值，真正的儒教价值是为民、利用、厚生、大同、均等和群体等实质性的民主主义。这才是拯救韩国经济危机的儒教价值的良药。

　　儒教维护者对经济改革的批判，不仅贯穿在金大中政府的改革过程之中，甚至在韩国政府宣称已经渡过了经济危机之后，也仍在进行。在一篇题为《韩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奇迹还是灾难》的文章中，作者认为，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61年到1996年间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是因为韩国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西方的经济压力却使得韩国政府无法再起到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作用，由此导致了韩国的经济危机。进而，作者对韩国的经济改革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认为“韩国正在失去对其经济命运的控制”(注：转引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331、332页。)。

　　(2)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抗争：《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

　　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抗争的同时，维护儒教传统的韩国学者也开始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批判儒教的思潮进行反驳，最典型的就是青州大学教授崔炳哲(音译)针对《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而出版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他在该书的序文中，严厉批评《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作者，认为韩国国内对儒教的批判是“只不过是为了宣扬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是“新事大主义”(注：崔炳哲(音译)：《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韩文)，启亚出版社，1999。)，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崔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主义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命的毁灭，而儒教则将人类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因此，二者的调和才是未来新千年的世界之路。

　　与此同时，曾任韩国财经学会会长的李弼佑教授，也出版了《儒教的政治经济学——积德富国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首先批判了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儒教的批判，明确表明了拥护儒教、相信儒教文化是21世纪所有韩国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的观点。这代表了大部分接受儒教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此，当代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