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身上的不光是敌人的疯狂进攻，同时还有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从内部来的摧残。特别是在七里坪战役过程中，肃反的扩大化，弄得人心惶惶。吴焕先同志从实践中逐步看清了它的危害，扭转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有一次突围时，焕先同志发现一个被绳子捆绑的人，一直跟着部队从敌人包围圈冲出来了。他一了解：原来这人是前几天肃反“肃”出来的“反革命”。焕先同志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亲自给那个同志解开了绳子。又一次，焕先同志到七十三师布置战斗任务，忽然听见隔壁房间有哭声，他过去一看：是一个１４岁的红小鬼在委屈地哭着，原来他被打成“改组派”了。焕先同志批评了逼供信的倾向，立时把那个小鬼领出来，还留在自己身边工作。郭述申同志当时是皖西北道委书记，曾因为反对轻信口供，反对杀害两个师的干部，被定为“右倾”，撤了职；后来，负责肃反的人又说他是反革命，要处决，想让焕先同志表态赞同，焕先当时就给顶了回去。那人不甘心，又找徐海东，海东同志拍了桌子，说：“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这样，郭述申同志才未被“肃”掉。吴焕先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保护了不少同志。这使红二十五军全体同志能够在艰苦的斗争中风雨同舟，英勇奋斗。

　　七里坪战役之后，吴焕先和徐海东各带一支部队，在皖西和鄂东北战斗达半年之久。１９３４年４月，两支部队在商城县东南豹子岩又会合了。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月里，战友相逢，分外亲热，这天夜里，两人整整谈了一宿，谈胜利，也谈失败，谈到七里坪战役中损失那么多同志时，都感到教训太沉痛了。最后，焕先同志说：要从血里找出新的路子、新的斗争策略来！

　　不久，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确定：吴焕先改任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改任军长。焕先和海东在会上提出：今后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要“灵活，慎重，不要机械”；作战方针要从实际出发，“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又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敌人总兵力共八十多个团。焕先同志坚信红二十五军是在残酷的战争中锤打出来的，不会被优势敌人打垮，问题是如何以小的代价战败东北军。他亲自找从敌占区来的商贩谈话，亲自审讯俘虏，对东北军作了细致地调查研究：东北军装备强，但他们来鄂豫皖是人生地不熟，又不善于山地作战；不少官兵思乡怀土，不愿打内战，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焕先同志给干部们做了报告，要求除军事上坚决打击之外，必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政治瓦解。他召开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制定《哗变士兵优待条例》，组织“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俘虏政策，彻底纠正张国焘时期虐待俘虏的错误倾向，根据东北军的情况，战场喊什么话，他都具体地做了交代。

　　７月１７日，在罗山县长岭岗，东北军一一五师三个团向我进逼。我军已准备转移，但掩护部队一打，敌军就仓皇后退。于是，军的领导立即改变决心，组织部队对敌发起猛攻。战士们边冲锋边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弟兄不要上老蒋的当！”“枪口对外！”在军事压力与政治瓦解之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敌师长见势不妙，带一部人逃了命。我军俘虏敌团长以下近三千人，光机枪就缴获六十多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长岭岗战斗之后，为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和解决部队的物资困难，打开了罗田县城，缴获甚丰。但在进攻英山城时，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而且碉堡坚固，设防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焕先同海东商量：要接受七里坪战斗的教训，要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于是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远距奔袭，出其不意，胜利把握大；太湖城，距安徽省安庆较近，物资丰富，攻克后，政治影响会更大。为了达到奔袭的目的，留下一支小部队佯攻英山，主力昼夜兼程，连续行军二百多华里。战士们不了解情况，有些埋怨情绪，焕先同志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边走边做战斗动员。他风趣地说：“同志们，东北军给咱们换了装备，可是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的敌人又不肯给我们，可太湖的县太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大家愿不愿意去领啊？愿意领，就不能怕脚板疼！”焕先同志的讲话富有鼓动性。掉队的同志听说吴政委在前面讲话，拄着棍也要赶上去。这天夜里，各部队都提前到达了。当敌人的眼睛还在紧张地盯着英山的时候，我军已攻占了太湖，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布匹、药品、粮食和武器弹药。记得当时，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还把许多粮食、衣物、食盐分给城内外的人民群众了。敌人慌了手脚，赶忙调回一部分“围剿”部队来防守后方。

　　吴焕先同志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但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胜仗和败仗中找出经验教训，找出新的斗争策略，所以，他很快成为大家爱戴的军政双全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名字和形象已形成一种力量，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群情激奋。

　　进军鄂豫陕边界

　　１９３４年９月，程子华同志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边界进军，去创建新的根据地。确定留下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带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于是，当年１１月，在省委领导下，我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实践证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在陕南也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陕北时红二十五军由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余人。

　　焕先同志很讲斗争策略，在我军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南地界时，到处是寨子，都由民团和地主武装把守，阻拦我们。这时，我军为了避免冲突，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派人和那些地方武装谈判，要求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结果那些地方武装让开大路，甚至让我们从寨子中间通过。缩短了行军时间，避免了损失。

　　吴焕先同志治军是很严正的，他对损害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我军长征到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的追堵。由于寒流降临，气候突变，雨雪交加，在跟敌人遭遇时，战士们的手指都冻僵了。敌人发起猛攻，并从两翼包抄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有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骑着一头大黑骡子，仓惶奔逃，大喊大叫：“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一霎之间，少部分部队出现不稳情况。在这紧急关头，吴焕先同志赶到现场，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站在高处，厉声喊道：“站住，冲上去顶住敌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