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了且——原《大公报》驻汴著名新闻记者。作为报人,他文笔犀利,敢讲真话,恪尽言责,不畏权势;作为作家,他有杂文、小说、散文集问世。父亲从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又从1929年末开始新闻活动,是黄河南岸文学、新闻路上的早行人。“当年河南知识界,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原河南省政协秘书长袁蓬语)。
1903年,父亲出生在安阳县一个普通农家。8年良好的私塾教育,奠定了他扎实的文言写作功底。18岁考入安阳省立十一中后,他吃惊地发现新式学堂要求用白话文写作。于是他大量阅读白话文的书报杂志,特别是《新青年》上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既使他在思想上破旧立新,也使他在摹写中练出一手优秀的白话文,因此深得国文教师温天纬先生的器重。自1924年始,父亲将原名“承祖”简化成“了且”,作为笔名,向北平著名大报《国风日报》副刊投稿。其杂文新诗,多次被刊登。1925年,他中学毕业时,多亏恩师温天纬先生慷慨资助,才得以升入开封中州大学预科。预科期间,父亲创作热情很高,除常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豫报》上发表作品外,还联络于锡乾、汪全真等人发起组织霞翳社,自任主编,编成《霞翳周刊》,附在《豫州时报》上发行,并常和写童话的张源、写新诗的罗堇南相聚切磋。参加北伐军
1926年冬,河南教育经费被军阀掠作军费,中州大学被迫停办。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失学的困苦,使父亲痛悟到:“不打倒军阀,国家、个人均无出路!”于是他投身如火如荼的北伐革命运动,然后毅然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某部会计处主任位置上,父亲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两年经手580多万银元,毫无差错。业余时间则埋头写作,在著名左翼作家胡也频主编的《红与黑》、顾仲彝主编的《秋野》等杂志上发表了《赎母》、《补助费》等作品,颇得好评。同时父亲还参加了张源、罗堇南、陈治策、于赓虞等人组成的“晨星社”。《晨星》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上述作品后来都收入短篇小说集《疯了的大少奶奶》,于赓虞、罗堇南作序,1933年北平西北书局出版。原省政协秘书长袁蓬说:“我年轻时,《疯了的大少奶奶》风靡一时,人们争相阅读,开封大小书店都写牌出售。”记者兼大学生
1929年秋,父亲退伍回开封河南大学本科一年级续学。刚一入学,他便抓紧时间创作,两个多月完成讽刺杂文44篇,陆续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后编成杂文集《大人物的把戏》,由汪漫铎、邓文仪作序,1931年南京拔提书店出版。原国家计经委主任袁宝华在回忆我父亲时,还谈到他对此书印象之深。
当年11月,父亲被《大公报》聘为驻汴记者,从此开始了职业记者生涯。父亲成为记者兼大学生,采访勤,发稿多,次年就得到报馆提高待遇一倍的奖励。
1931年夏,河南反动当局公开种售鸦片,开封烟馆林立,河南各界人士痛心疾首。父亲为3000万父老兄弟呐喊,在《大公报》上屡发消息,多方揭露抨击。省主席刘峙大怒,下令开封市公安局长李某将我父亲拘禁一周。父亲深知要秉笔直书,就难免囹圄之苦,他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强。
1932年夏,《大公报》派父亲做旅行记者考察宛西自治真相。父亲在溽暑中跋涉800余公里,逐日向《大公报》发稿,正面报道镇平等地实行地方自治的感人实况,影响很大。这又一次激怒了刘峙,他大骂“张了且为反动派张目”,下令限制他采访。1933年父亲从河南大学毕业,又应邀兼了上海《申报》等多家报纸的记者。1936年又接任开封私立现代中学校长。“小抗大”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以满腔爱国热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后中原危急,在范文澜、刘子厚建议下,父亲携带一部油印机和300元现洋,将现代中学迁往伏牛山区南召县李青店。他边做记者,边筹集办学经费,为学校生存呕心沥血。现代中学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模式,采用抗大的校训、校歌、教材和教学方式,培养出大批抗日军政骨干。当时李青店有地下县委在,抗日进步力量强大,人称“小延安”,现代中学则被称为“小抗大”。如今南召一中校园里立有“现代中学旧址碑”,纪念父亲与同仁们的爱国赤诚。
抗战胜利前后,父亲虽然做过公教人员等工作,却始终未脱离记者和笔耕生涯(1943年在鲁山河南民国日报社出版了散文集《入川纪行》)。走进新中国
1949年夏,父亲因在策动张轸19兵团起义和部队改编中的重要作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51军政治部秘书长。他在军队工作7年,后转至武汉高校默默工作直到晚年,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
建国后,父亲只回故乡两次。一次在1950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回来参加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在1962年,他到开封与驻军政委曾显奎研讨长篇小说《悬崖勒马》的写作大纲。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留下了《悬崖勒马》的高盈半尺、多达数十万字的蝇头小楷手稿;而已搜集素材、确定了回目的长篇小说《伏牛英雄谱》,成为他晚年未了的夙愿。
1988年初,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长眠于长江南岸九峰山上。但他的魂魄却永远牵系着中原故土……【原标题:纪念父亲张了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