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祖无择，字择之，初名焕斗，河南上蔡人。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戊寅科吕溱榜进士第三人。于宋仁宗皇 五年（1053年）“罪移”袁州任知州，在宜春滞留了三年。祖无择在宜春期间，著有《庆丰堂记》，记他在宜春的状态，曰：“公退则拥书隐几而坐，考圣贤之事业以自广。间或速宾友，以琴樽相欢。”第一句反映在建韩文公祠、修郑谷墓、建东湖台榭等事业上。前两件事知道的宜春人多，而知道宜春东湖的人则不多。

    第二句中的“速宾客”是邀宾客的意思。现在我们还在用的“不速之客”中的“速”便是邀请的意思。这一句表达的意思也“有诗为证”，祖无择在《九日登袁州宜春台》中自况：“落帽佳辰又到来，黄花烂漫为谁开。已经多岁衰容改，更被无情急景催。取次杯盘须尽醉，随宜歌管任频陪。却惭未报君恩厚，空向山城养不才。”九日，即九月初九重阳日。古时有重阳登高的习俗，九日登宜春台正其时也。落帽为重阳登高之典故。黄花指菊花，急景指飞逝的光阴。

    二

    请原谅我的低级趣味，我总把祖诗中的“歌管”当做官妓的指代。

    唐宋年间，妓分家妓与官妓。官妓分为宫妓、郡妓、府妓，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豢养，服务于官宴。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妓女中，官妓为主要类别。如元稹与薛涛始乱终弃的交往，就属于这种。官妓主要的生活工作场所在乐营。乐营的选址布局有讲究，要求亭台楼阁，雕梁画栋。乐营的直接管理者是乐营将，负责日常考勤、官员宴饮、排练歌舞，发现并选入新乐妓的具体事务，但其真正的最高管理者是地方最高长官。他们有权令官妓侍寝、和谁交往应酬，有权将她们送人（薛涛便是司空严绶送给元稹的），有权批准她们脱籍从良。但官妓不是长官的个人财产，不能归为己有，官员宴饮时还得安排官妓出场应酬，诸官员有享受官妓服务的权力，长官不应拂其意。所以，白乐天从杭州离任时，能带着中意的官妓回洛阳小住，但终究不能占为己有，要遣还杭州乐营。为此，刘禹锡写下“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踩白乐天的痛脚。此后，白乐天补偿性地大养家妓，豢养的家妓过百，“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经常吐故纳新，实行退出机制，留下了“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等与苏小小齐名的歌姬，不仅让刘禹锡羡煞，也让唐以后的累代读书人羡煞。

    三

    了解上述官妓小史，就能从祖无择《九日登袁州宜春台》中读出更多意味。唐宋社会重视每年的三月三上巳节与九月九重阳节，就像当下社会重视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十一国庆节。到了这两个节日，朝廷与地方政府就要举办宴会，教坊乐人与乐营官妓照例要进入工作状态。九日官宴在宜春台举行，我因此推测，宋朝袁州府的乐营就设在宜春台，祖诗颈联中的那句，就是那时袁州乐营的“报告文学”。另一个佐证是李觏受祖无择之邀来宜春写《袁州州学记》，他也在宜春台潇洒走了一回：“云中罗绮香风落，月底笙歌醉梦回”（李觏《宜春台》）。

    祖无择生不逢时，他当官的宋代不允许地方长官像白居易那样享受官妓的身体。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委巷丛谈》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但青年女子与一伙文艺老人在一起暧昧，很有可能被其政敌或道学家把掉进裤裆的黄泥当成屎，让当事人臭不可闻。祖无择就这样被臭了一回：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开始把持朝政。此后不久，他就密谕监司访查祖无择之罪（报复祖无择反对变法）。查办此案的王子韶为了讨好王安石，同时也为了一泄私愤(此前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时，王子韶的岳父闲居杭州，修建宅舍时曾多次向祖无择借使役兵，都被拒绝)，于是诬陷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期间与官妓薛希焘私通、贪污受贿、假公济私，请朝廷遣尚书都官郎中沈衡自京师拘逮祖无择赴秀州狱。等到狱成，薛希焘被鞭打至死也没有承认其与祖无择私通之事，王子韶所奏祖无择其他贪赃滥财之事也终未能查实，最后只得以借公使酒(送宾客酒三百小瓶)、贷官钱接济部民及乘船过制、与部民接坐、答应下属的曲法请求等为由，于熙宁三年(1070年)将祖无择责检校工部尚书、谪忠正军节度副使。薛希焘与被朱熹查案打死的严蕊，被称为宋代的两名“义妓”。这是在唐代不可能出现的称号。

    四

    北宋时济南出了一位鼓曲女艺人，名叫李苏苏。苏苏姑娘很红，红彻市井与官绅两界，就连当时齐州太守祖无择都为她倾倒，写诗赠之赞之。北宋时万载出了一种酒也很红，袁州太守祖无择都为它大捧其场，写诗赠之赞之。祖无择《记万载风俗三绝》云：“官酤米为曲，酿出成红酒。里社醉丰年，便是宣城酎。”“宣城酎”三字，让人想起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老春，纪叟所酿酒名，唐时名酒多带春字。夜台，坟墓。墓一闭，不见光明，故称夜台。万载酿“红酒”，也叫赤酒，比赤黄色的酒更红一点。这种酒大多由红曲酿造，因而酒色赤红。红曲是一种优质酒曲，用之酿酒，酒色深重，酒质也极佳。因此，来人提及红酒，总显得兴奋异常。曾几《家酿红酒美甚戏作》云：“麴生奇丽乃如许，酒母侬华当若何……得非琥珀所成就，更有丹砂相烫磨。”刘过《红酒歌呈西京刘郎中立义》诗更向人们展示一幅酿制红酒的绝妙画卷：“桃花为曲杏为浆，酒酝仙方得心法。大槽进裂猩血流，小槽夜雨真珠滴……鹅儿不酌宜城黄，流露造比江南酒。”在宋人所酿的发酵酒当中，这种由红曲酿制的赤色酒最为醒目，因而诗家吟咏常以其色泽为显著标识，其中以“真珠红”、“鸡冠红”、“猩血红”相形容者，屡屡可见。如韩驹《庚子年还朝饮酒六绝句》诗有云：“五侯池沼卷东风，酿作真珠滴小红。”又《夏日谢人送酒》诗云：“正嫌酒作鸡冠赤，洗盏惊看白玉腴。”方岳《元日立春》诗有云：“糟床夜压真珠红，摩挲醉面迎春风。”萧立之《红糟送陈广文》诗有云：“小槽无声檐溜歇，银缸满贮猩血红。”

    祖无择写万载的酒诗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宋代官府对酒的酿造、销售监管很严，所以是“官酤米为曲”，这样可以保证酒税的收取。正因为有利可图，官府对酒的推销也很用心，每年酒库开卖新酒， 都要择吉日，发预告，到时官妓、市井妓皆需妆扮俏丽来助兴，充当“酒模”（仿“车模”生造的词汇）。官妓还必须到官府开办的酒楼中轮值，陪酒待客，以求市井客人多消费，“里社醉丰年”不只是“宣城酎”之功。宋代官府对乐营这种“事业单位”改革，把她们推向市场，使得宋代官妓与唐代官妓相比更接近于娼，到了元明，政府更是取消了乐营的编制，乐妓不再官养，改由民营，从业人员的素质每况愈下，完全靠色相胜出，而不去训练自己的歌技舞技了。元朝以后，宜春台不再是歌舞之地，让登临者“最忆老藤阴覆地，空中几见异僧来”（虞集《宜春台晚眺》）、“惆怅当年歌舞地，碧桃开落几千回”（郭钰《和虞学士登宜春台》）、“野树风悲王子陵，春台无复管弦声。登临为忆前朝事，空有哀猿叫月明”（王光烈《宜春台怀古》）。叫月的哀猿是不能入选乐营的，尽管乐营的歌姬是由猿猴进化而来。吴静男【原标题：祖无择在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