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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穆青——纪念穆青同志逝世十周年(2)
2013/11/11 14:14:55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以上对话出自于199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出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为穆青《十个共产党员》写的序，序中记述了当年春节期间穆青与他的一番谈话。范敬宜所讲述的穆青与人民的这种关系，不正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吗？
一
在穆青同志的作品中，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人物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最根本的是他善于捕捉足以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代表人物，并通过他那如椽之笔，充分展示其时代意义，讴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作用。1942年，他与张铁夫合作采访、写作了报告文学《赵占魁同志》，这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普通工人作为英雄大力表彰，而且是我抗日军民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的极端困难时期树起的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粉碎封锁、坚持抗战的时代英雄典型。关于赵占魁的报道，穆青同志从1942年到1948年先后独立写作或与人合作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恭喜赵占魁同志》、《工人的旗帜赵占魁》4篇通讯、报告文学和特写，并由此影响、促进和推动了一个时期千万人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穆青新闻作品中另一篇不朽之作是他1943年采写的塑造农民抗日英雄群像的《雁翎队》。它被各大学新闻专业一再翻印，成为我国新闻教材的“保留剧目”。
新中国成立后，穆青同志开始走上新华社分社、总社领导岗位。一方面，他结合实践，进行新闻业务研究，培养年轻记者，组织采写或参与修改一批具有时代特点，反映人民群众高贵品质和斗争精神的有重大影响的新闻精品；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采写重大典型报道。他与冯健、周原一起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焦裕禄》)。这个时期，宁陵县植树老人“老坚决”潘从正、领导人民修建人间天河——红旗渠的林县原县委书记杨贵也已进入他的视线，并开始作深入报道的准备。可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作罢。
“文化大革命”十年，穆青生花之笔未能有煌煌作品问世，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第一线仍然是他凝眸击掌的圣地。1978年他与陆拂为、廖由滨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以下简称《嘱托》)，1979年他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以下简称《报道》)，向人们记述了两位农民同命运的反复较量。《嘱托》已经成为高中语文课文。像这类带追忆性并又追踪报道新时期、新情况的篇章，还有写孙钊的《难忘那双手》，有写郑永和离休后为解决几万农民吃水、用水问题而殚精竭虑的《情系人民》，还有写任羊成的《两张闪光的照片》以及写河北农村党支部书记阎建章的《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有了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穆青同志以欣喜的心情及时记录了人民群众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的精神风貌和辉煌业绩。起先是《抢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后来是《风帆起珠江》、《赶着黄牛奔小康》、《潮涌中州》、《苏南农村第三波》、《中原“金三角”纪行》等等，这些篇章，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进步伐。
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呼唤“勿忘人民”是穆青新闻思想的重要方面。他结合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普通农民吴满有勤劳生产的事迹，随后掀起了全解放区生产运动和学习劳模运动。他指出，如果不打破老一套的新闻范畴，就会永远看不见人民群众中生长着的丰富而宝贵的新闻题材，永远只会在干部中间和在数字、会议、动员、总结等一般工作情况里打圈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战线的同志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但是，许多同志想深入实际，却找不到真正需要了解的实际；或者身子到群众中去了，但却不知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他在《关于报道计划问题》的讲话中谈到，“掌握各阶层群众思想情况的目的，主要是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抓住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来组织报道，以加强我们报道的目的性，做到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情况。但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记者的精力还是放在抓典型、写经验上。就此，1979年，他在河南分社记者会议上讲话时再次说：什么是新闻？我们脑子里总离不开先进经验、先进典型，实际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想些什么？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如何针对这些进行报道，解决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考虑不够。没有很好地从这方面发掘主题，有的放矢地组织报道。1986年他到豫东调查研究时，与开封市新闻界负责同志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为了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他甚至要求新华社河南分社作为一项任务，一季度给他送一个新的顺口溜，以了解群众的情况、意见和希望，同时也借以帮助检查政策和工作中的问题。
这些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外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侵入。在穆青的心头，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他揪心的了。他在要求记者“勿忘人民”的同时，身体力行，为人民呐喊。1990年，穆青在纪念焦裕禄逝世26周年之际，再次与冯健、周原一起踏上兰考的土地，采写了影响广泛、反映人民心声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四年后，他们又采写了《焦裕禄精神常青》，再次向各级干部敲响了警钟。在他给青年新闻工作者题词时，他多次题写“勿忘人民”。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人民直言，这是穆青难能可贵的群众观点的又一体现。1979年7月，他在《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如何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问题明确提出：“从党的利益出发，要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即使这种矛盾一时还是人们噤若寒蝉、莫敢问津的‘禁区’，也要敢于闯!”
“我负责!”“我做主!”这是穆青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常说的话。这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故作惊人之举，而是一个共产党人、一名人民忠诚战士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做出的决断。 “大跃进”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席卷神州大地。一时间，钢铁卫星、粮食卫星、棉花卫星纷纷上天。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穆青同志先是感到欣喜，不久就产生了怀疑。他确认这是严重的浮夸现象时，就挺身而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有一天，他收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又一条“钢铁卫星”上天的“特大喜讯”，就找到中央主管钢铁生产的领导同志说：“不能再发了，再发，没人相信了。”然而，在根本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时候，说这两句实话谈何容易？“过来人”都很清楚，在那个头脑膨胀到极点的时代，大家不是在重复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吗？谁都明白这些“卫星”水分的大小，但谁去戳破它呢?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重若千钧的品格，能去碰这个“硬”吗？不久，党中央正式发文，终于煞住了大放“卫星”之风。
二
在穆青同志的新闻作品中，写人民群众的篇章不可胜计，但是，这些作品绝非历史上那种文人墨客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哀怜，而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一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这是一种出自阶级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1980年2月，他在关于新闻报道要注意社会效果的讲话中指出：“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党的最大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背离党的正确路线，去另搞什么人民性，和党争这个，争那个，要这个，要那个。这是不行的。”1981年5月20日，他在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这一问题。他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人民性来代替党性，更不能用强调人民性来否定党性。”1986年4月，他到豫东调查研究，在与开封市新闻界负责人座谈时，又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
最能体现穆青同志对人民群众思想行为的本质与主流的区分与把握的，是对《焦裕禄》结尾的删改。初稿的结尾有两段“哭坟”的文字，悲怆，凄楚。他们并没有夸大乡亲们悼念焦裕禄哀痛欲绝是事实，至今到清明时节仍不鲜见。但最后他们仍然决定压缩删除。因为这种场面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不是事实的主要方面。如过分渲染，而忽略了兰考人民“誓将遗愿化宏图”的革命精神，纵使能催人泪下，取得戏剧性效果，却难以鼓舞人们大步前进。这恰恰是逐本逐末，抛弃了事物的本质与主流。于是，他们坚决地压缩和删除了一些过分悲痛的场面，在末尾又增加了三大段，反映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抗灾夺胜利的文字，成为独立的一章，使沉闷气氛为之一扫，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穆青认为：“我们作为新闻记者，应该通过我们的宣传报道，我们的笔，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觉悟和情操，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一切落后的东西作斗争。”
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曾于1963年派出几路大军下去“打大老虎”，采写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李峰、余辉音的《“一厘钱”精神》,冯健、周原的《“管得宽”》,李峰、陆拂为的《洞小风大》,李峰与人合写的《九龙江上的抗天歌》等都对鼓舞人民战胜困难、发展经济、建设美好家园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正确处理先进人物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穆青的作品能够深植于广大人民心中的又一深层原因。穆青写先进人物从来不靠贬低人民群众去抬高英雄人物，历数他们丰功伟绩时而不愿正视他们从广大人民群众那里汲取的营养，使他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写英雄人物时，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亲自掂一掂他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写作过程中，花费更大的力气去写他们与人民的关系，使他们由于“水涨”而“船高”。如《焦裕禄》的采写。写作前，他与冯健等同志又踩着焦裕禄的脚印，到公社、生产队，牛棚、茅舍去，亲自体味兰考人民对他们的县委书记的无限怀念与爱戴，才算完成了采访的最后工序。
注重对广大群众的组织教育和引导，不跟在后面当“尾巴”，更不搞庸俗的消极迎合。这也是穆青作品始终保持高昂格调、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1986年，他再次到豫东调查研究时，发现豫东农民生活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不少农民住上了新瓦房，长年“一块面”(指全年都吃细粮)，与过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日子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然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是一个普遍现象。有不少农民在新瓦房里贴的都是“美人头”，桌上敬的是赵公元帅，他们没有追求，不知道以后该咋办？鉴于这些，他在与开封市新闻界负责同志座谈时很动感情地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问题，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我们的工作教育、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从物质上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自我封闭中走出来，用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迈出新的发展步子。同时，对一些不能正确引导农民、而是一味媚俗的精神文化现象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个时期，他采写的《抢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赶着黄牛奔小康》，包括此后几年采写的《风帆起珠江》、《潮涌中州》《苏南农村第三波》等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农民迈上新台阶的企盼，着眼点都是实实在在的组织、教育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