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政府职能应抓大放小，不要陷入行政审批中而忽略了大事。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大的问题，我们研究得不够，落实得也不够有力。政府应沿着简政放权、搞活微观经济，更大程度、更广泛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去努力。这样我们政府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到点子上去。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2009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个典型的例子，你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得失？

　　郑新立：许多人批评四万亿政策，认为它造成了许多的负面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判。

　　实际上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是非常及时有效的。如果没有四万亿，我们2009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然后会引发出许多社会矛盾。可以说，这个四万亿挽救了我们当时的经济，使我们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政府做得非常好。

　　但是到后期，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的势头之后，一些声音利用这个来“吓唬”政府收紧银根，错误引导了政府的决策。实际上，我们银根的松动稍微晚了点，如果再稍微提前半年，不是在去年的年中，而是在去年的年初就开始适度的、灵活地放松，可能会减少经济下滑的时间。

　　后来中国经济从2012年的第四季度才开始实现止跌回升。如果增速跌到7%以下，好多社会问题可能会出现，比如就业矛盾、三角债问题等等。如果到那时再来重新启动经济就晚了。

　　应设立专事改革的部门

　　《瞭望东方周刊》：在各项改革的进程中，有人研究和制定政策，就需要有人很好地落实政策，你认为在这方面政府职能应如何加强？

　　郑新立：我认为改革需要有一个综合的部门来制定方案，做到有序地出台，逐步推进。

　　比如说金融体制改革，在2012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曾提到六大方向：第一是放宽准入，第二是建立地方监管机构，第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监管制度，第四是利率市场化，第五是完善外部管理体制，第六是建立多层次的市场。

　　这六大方向提得非常好，但是当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件，规定具体要怎么改，谁在前谁在后。结果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利率市场化成为了首要突破口。而利率市场化潜藏着一些金融风险，很可能会带来垄断利润、寻租行为。

　　实际上在温家宝的讲话说也提出，放宽准入排在第一，因为只有增加了竞争主体以后，才能通过竞争来降低融资成本。而在竞争的主体没有形成，资本的买方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先从利率放开，那可能就乱套了。

　　在买方市场、竞争主体形成的时候，既要有行政的监管，又要有市场的约束。行政的监管就是建立地方性的监管机构，因为民营金融领域银监会管不过来。另外还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监管，来化解风险，也就是存款有保险，贷款有担保。

　　只有这三步都做完了以后，才能放开利率市场。现在却是前面的步骤还没落实，后面就越位开放，这样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认为政府最好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落实和推动改革的部门，不仅要研究可行的改革方案，还应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细则，并且努力来协调各个部门，切实推动改革。作者：李慧 岳家琛【原标题：郑新立：政府应强调控、少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