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诺是20世纪20年代对李绿园《歧路灯》进行早期研究为数不多学者中唯一一位深入李绿园故里及其周围地方，对《歧路灯》的创作环境和抄本存世情况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徐玉诺对《歧路灯》文本的研究一是在校阅冯友兰抄本时作了见解独到的眉批，二是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和《品花宝鉴》作了比较研究，开了《歧路灯》比较研究的先河。但受资料占有的限制，徐玉诺对李绿园生卒年和家道情况的研究结论存有瑕疵。

    徐玉诺是20世纪20年代对李绿园《歧路灯》进行早期研究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徐玉诺涉足《歧路灯》研究，有其先天的优越条件。首先，徐玉诺的家在河南省鲁山县徐营村，与李绿园故里宝丰县宋寨村（今属湛河区）隔沙河相望，相距仅十余里。徐玉诺视李绿园为乡里先贤，口称先生而不名，十分崇敬。其次，20年代初徐玉诺登上全国文坛后，在学界有相当的声望，与关注《歧路灯》的各位学者冯友兰、董作宾、朱自清、郭绍虞等均有交往。

    徐玉诺研究《歧路灯》的文章，有发表于1928年11月11日《明天》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上的《〈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发表于1929年8月11日《明天》杂志第二卷第八期上的《墙角消夏琐记》（一~三）和发表于10月16日第二卷第十期上的《墙角消夏琐记》（十七、十八），还有书于冯友兰《歧路灯》抄本上的《眉批集录》。归纳起来，徐玉诺在《歧路灯》研究上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深入李绿园故里及周围地方，对《歧路灯》的创作环境和抄本存世情况进行田野调查；二、对李绿园的身世作了研究；三、对《歧路灯》文本进行了研究。

    深入李绿园故里，对《歧路灯》的创作环境和抄本存世情况进行田野调查

    在《歧路灯》早期研究者中，徐玉诺是唯一一位做过田野调查的学者。冯友兰兄妹在1927年整理出版《歧路灯》前后，曾多次给徐玉诺写信，询问《歧路灯》抄本及李绿园事迹。为此，徐玉诺至少两次到李绿园故里宋寨村进行访问，实地察看了李绿园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鱼山关公庙”、经常攀附玩耍的石雕辟邪、著《歧路灯》时的住所和李家祠堂；从李绿园五世孙李明达处得阅李绿园的一些遗著《四谈》抄本、《东郭传奇》残卷、《拾麕集》散段；到宋寨南鲁山张官营亲睹《歧路灯》的张氏抄本和余氏抄本；到宝丰通阅了姬路环家的抄本和马街司家所藏残本。另外，从《国朝中州诗抄·李绿园小传》中得知宝丰杨庄杨淮家收藏有《歧路灯》书稿，徐玉诺还专门了解了杨家“三世孀妇，与世绝缘，无法搜求”的情况。

    徐玉诺对李绿园身世的研究，一是考其生年，二是论其家道。关于李绿园的生年，徐玉诺作田野调查时亲眼看过李家祠堂的木主，在回复冯友兰的信中说：“据李家祠堂木主，绿园先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二月初一日寅时生于鲁山水牛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二十八日巳时寿终于米市胡同京邸。享年八十有四。”但在《墙角消夏琐记》之一《李绿园寄风穴上人诗及其生年》中又据友人所抄《汝州志》李绿园写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宦途有感风穴上人》诗第二首末联自注“时年六十有九”，对木主上所记生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纠正道：“按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次年甲午先生七十岁。若自注不错，先生当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享年八十有四，恰好先生卒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木主所记卒日当然不致有误，生年不同，正是按旧历推算错了。”关于李绿园的家道，徐玉诺依据田野调查所得马街司氏家藏李葛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所书墨稿：“不寐苦，不寐苦，伤心乾隆岁丙午。长兄病殁汴梁城，客囊羞涩心无主。遍丐诸旧游，酿金廿四五。草草成殓毕，我携侄儿扶榇归仆仆。可怜孀嫂！从此食贫将孤抚。未及十年嫂亦去！父子姑媳葬西郊，此时果否会地府！”发挥《小说考证》据《缺名笔记》言“绿园殁后家道凋零”之说，称“不知绿园在日，已经穷苦不堪”，感叹“绿园家事凋零，何得如此其速！”

    校阅冯友兰抄本《歧路灯》并对作品作了比较研究

    徐玉诺对《歧路灯》文本的研究，一是在校阅冯友兰抄本《歧路灯》时，自第二十九回至三十四回止，做了多处眉批，包括“执疑”和“夹注”两类。执疑是其参照“卢本”异文处所提出的怀疑。如对三十四回原文“说道：我先睡罢。你两个今晚要一定合伙儿好拧我。一个单拧我，我就不依。你说瞎话。”执疑曰：“卢本无此文。只云：‘我与兴官儿睡罢。脱衣解带，抱住兴官，父子俱入梦境。’但诺前读鲁山诸家抄本，均有如此‘拧’字的描写。按《歧路灯》全书，止此一段情文，竭力渲染绍闻闺房之乐，以见光明大道，正合作意。况此段文字，发于性情而止于义理；所谓‘拧’，尤风流蕴藉，别开天趣。卢本不知何故独略此文。”夹注是其读到精彩动情处所发感叹和所作评语。如对三十一回原文“大儿，你还不叫王忠去磕头去。”夹注曰：“诺到这里把泪流了。往常生死离别，都不能引起我的眼泪。这事却平常，但我一听见孔慧娘底发言，两颊就驰驰地振动，泪热污纸。诺闲记。”二是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品花宝鉴》分别作了比较研究。与《儒林外史》比较称：“《儒林外史》有意‘出相’八股先生和孔孟心传之徒，却只见零碎衣钵，不见他们的真相。因为作者既是外道，用攻击的眼光、牢骚的心情，去观察去表现，当然不能演出他们的精魂。倒不如《歧路灯》这正人正书，要拿八股先生和孔孟心传之徒作青年榜样的，无意攻击，却是深刻的攻击了。”与《品花宝鉴》作比较道：“同样《歧路灯》有意画出吃喝嫖赌地狱，标曰‘这路不能走’，额曰‘其苦不可言’。读《歧路灯》的并不觉得苦，遇见不可走的路反起好奇的思想，想试试那里到底啥滋味。因为李绿园对于下流生活到底是门外汉。”“倒不如《品花宝鉴》无意教训，无意为青年指示迷津。读过《品花宝鉴》的都从心底里涌出‘这路不能走’‘其苦不可言’来。作者李某是深于下流生活的，洞悉此中滋味，故书中兴味越高处，苦痛越深。”从而得出结论：“人生理知，不基于格言教训，而基于实际经验。文学须得自我表现，能经济地代替经验，方能达到训诫效果。这是《歧路灯》作者所想到做不到的。”应该说是徐玉诺开了《歧路灯》比较研究的先河。即便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徐玉诺研究视角之独到，洞察之深邃。

    对李绿园生卒年和家道情况的研究结论存有瑕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资料占有的制约，徐玉诺对李绿园生卒年和家道的研究结论存在着失误。关于李绿园的生卒年，徐玉诺依据友人所抄《汝州志》李绿园写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宦途有感风穴上人》诗第二首末联自注“时年六十有九”系“时年六十有七”的笔误，有道光《汝州志》卷十《艺文志》载李绿园《寄风穴上人二首》末联自注“时年六十有七”为证。同时，若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无论怎么推算，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逝世都不是84岁，而是87岁。因此，不仅李家祠堂李绿园木主所记其卒年是准确的，而且所记其生年也是准确无误的。至于李绿园的家道情况，李葛《不寐苦》只是哀叹其长兄李病死开封时的窘况，是“客囊羞涩”，并不能证明李家已“穷苦不堪”，“家道凋零”。李为李绿园第一房夫人余氏所生。由于青壮年时的李绿园忙于进取功名，对李失于管教。村里王某会武术，酒后骂街，污辱李家。李愤而将王某眼睛以生石灰抹瞎。王某诉状到官，李被判充军陕州，后又转至开封服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死于开封。李葛去处理大哥的后事，一时“客囊羞涩”也是可能的。而这时李绿园的次子李蘧（李绿园第二房夫人潘氏所生）正飞黄腾达。李蘧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考中进士，初任吏部主事，递升文选司员外郎、郎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出理江南七省漕务，嘉庆五年（1800年）在京任工科给事中，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江西督粮道。因性情刚毅，政声远播，而获光耀三代的殊荣，祖父李甲、父李绿园皆诰赠中宪大夫，即便瘐死狱中的长兄李也获朝议大夫敕赠。李蘧还专门划拨祭田四顷归长门李后人享用。可以说李瘐死开封狱中时，正是李家走向辉煌的时期。即使到李葛书《不寐苦》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李蘧还在江西督粮道任上。李蘧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致仕归里后，曾两度主讲山右书院，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才去世。应该说用《不寐苦》来证明李家“穷苦不堪”是不符合史实的。（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供稿）潘民中【原标题：论徐玉诺对《歧路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