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任用，从来就是管理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用好人、用对人，既能体现管理者的水平，又会对团队的运行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如何用人，在用人上如何处理亲疏关系？是任人唯亲，还是举贤不避亲？这一直是人才使用中的难题，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们，在用人方面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

    吕蒙正任职于宋太宗、宋真宗时期，曾3次拜相，宋史上说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是一位宽厚正直的宰相，在士大夫间声望颇高。作为宰相，吕蒙正把发现和使用人才当成自己的第一职责。据记载，吕蒙正曾问儿子说：“我当宰相，外人有何议论？”儿子回答道：“他们说，您当宰相，四方无事，国泰民安。不过，他们还说您颇无能，宰相之权，多为同僚所争夺瓜分。”吕蒙正听后哈哈一笑，说：“我的确无能。但是我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善于用人。”这体现了他在人才选拔工作上的自信。

    吕蒙正是通过寒窗苦读入仕的，深知人才的难得。他不但在发现和使用人才上不遗余力，而且独具匠心地建立了一个“人才库”。他的口袋里，常常备有一本小册子，每当地方官吏汇报工作之余，他必反复询问地方上有何特别人才，并随时把这些人才的情况分门别类登记在册，如果其中有谁被多人称道，那么就会被他视为贤才而随时准备为朝廷选用。“公（吕蒙正）夹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罢谒见，必问其有何人才，客去随即疏之，悉分门类。或有一人而数人称之者，必贤也。朝廷求贤，取之囊中。故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职者，以此”。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人才库”的，是不是吕蒙正呢？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他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倒确实有其原创性。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吕蒙正从来不考虑人才的亲疏远近，也不顾及皇帝的好恶，只在乎是否对国家有利。一次，宋太宗准备派人出使辽国，让吕蒙正推荐合适人选。吕蒙正推荐了一位，皇帝不同意；第二次，皇帝再问，他又以最初的人选上奏，皇帝还是不同意；当皇帝第三次向吕蒙正要人时，他还是执意推荐此人。皇帝发怒说：“你怎么如此固执呀？”吕蒙正没有被皇帝的怒火所吓倒，反而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并非我固执，不过是您对此人有偏见罢了。我认为，派遣此人出使，一定不辱使命，因为从能力上来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他无人可及。我不希望为了讨好您而影响国家的利益。”满朝文武听到君臣二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好在宋太宗有雅量，不但没有妄加指责，而且最终同意了他推荐的人选，甚至还在退朝后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事实也证明了吕蒙正的正确，此人出使辽国，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皇帝相当满意。不过，在君主社会，一切以君主个人好恶为标准，像吕蒙正这种为实现国家利益、大力推荐优秀人才而不怕批逆龙鳞、不怕受到排挤的，真是凤毛麟角。

    荫补制本身是为了调动人才积极性。如果荫补级别过高，既不利于人才选拔，也不利于人才积极性的调动，甚至对苦读入仕者还是一种挫伤。对此，吕蒙正有自己的思考。当初，卢多逊当宰相时，他的儿子刚成年便被封为水部员外郎（六品官），此后宰相儿子荫补封六品官成了惯例。吕蒙正任宰相，轮到皇帝给他儿子封官时，他觉得这个惯例太不合理了，便对皇帝说：“我通过十年寒窗，终于考中进士时，封的也不过九品京官罢了。如今犬子刚刚成人，就受如此恩宠，我担心会遭到阴间的惩罚。况且，天下人才，因为没有背景而老于岩穴、得不到半点皇恩的太多了。请求您给犬子仅授我进士及第时的官职吧。”在他的坚持下，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宰相的儿子荫补授九品官便成了定制。

    吕蒙正告老还乡后，宋真宗曾经两次到他家里探望，反复问他的儿子们中有谁能担大任。“虎父无犬子”，吕蒙正的7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然而，在皇帝要提拔他儿子的时候，他很让人意外，并没有推荐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向皇帝郑重推荐了他堂弟的儿子。他对宋真宗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能担大任，唯有我的堂侄吕夷简，现任颍州推官，堪称宰相之才。”于是，宋真宗开始注意吕夷简，并有心栽培，后来吕夷简成了一代名相。

    皇帝不喜欢的人，为何要再三推荐呢？按惯例能享受的待遇为何要拒绝呢？皇帝真心示好为何要舍亲就疏呢？看来，吕蒙正作出这些重大决定是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甚至内心斗争的结果，这些最后的抉择，与其初衷有关、与其原则有关、与其坚守有关，因为在他心里，国家利益至上，当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优秀、最适合的，至于这个人是否远近亲疏、姓什名谁，他才不在乎呢，这也是他为推荐使辽人选时敢于同皇帝叫板的底气所在。在少了些许经济待遇就会喋喋不休、少了些许政治待遇就会暴跳如雷、少了些许封赏就会闹得鸡飞狗跳的领导干部当中，吕蒙正把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建怀【原标题：吕蒙正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