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晚明（南明）史，在相当程度上亦即反清复明史，故向为清人治学的政治禁区。晚清以降，禁忌渐开，士人遂多假借明季的历史话语以寄托其心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借明末思想家的学说以质疑君主专制，革命派借抗清志士的遗事以宣扬民族精神；入民国后，遗老派亦借明遗民的出处以表彰政治气节。此即梁启超所谓“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也。由此思想背景，南明史学乃成近代以来的显学，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献，李光涛之考述专题，钱海岳之纪传体通史，顾诚之断代史，皆各有劳绩，而尤以谢国桢奠其基础，集其大成。

　　谢氏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工作，首推史料目录学方面。上世纪30年代的《晚明史籍考》，60年代踵事增华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煌煌巨册，网罗明末清初的官私典籍1700余种，尤其重视野史稗乘，并提要钩玄，溯源辨异，虽偶有疏失，终为空前绝后的历史文献指南。另有《清开国史料考》，则汇录有关满清入关以前的中外文档，与《晚明史籍考》体例一贯，相辅而行；以两著并而观之，则明清鼎革的纷繁史材，已皆备于我。

　　个人论著方面，所成亦多。早期有考述党争史实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有挖掘流放士人事迹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引证详备，写作灵活，皆为第一流的专题史；另编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与李颙的思想年谱，亦是脚踏实地的工夫。生前自编论文集两种，《明清笔记谈丛》专论史料，《明末清初的学风》杂考史事；其他散篇，身后汇录为二集，《明清史论丛》收专业论著，《瓜蒂庵文集》收各类杂稿。其中《文集》涉猎极广，既有风俗史、建筑史、书院史、民族史的考订，亦有近世掌故的随笔；此外，尚有专著《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皆可见他在明清史之外的学术兴趣。

　　谢氏的学术根柢，在文献目录，故汇编史料，自是本色当行。所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虽迎合时风，而价值自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一种，侧重笔记资料，分类明晰细致，史学功用尤巨。其授课讲义整理为《史料学概论》，简明扼要，亦体现出他在史学文献上的心得。

　　总而观之，谢氏治学，大体偏重于史料整理层面，考证未臻精微，识见未尽高明。他对明末史料的掌握，举世无出其右，惜终其身，仅成十数万字的《南明史略》，而未能撰写一部精深详备的南明史长编，可称憾事；然自另一角度视之，学术后来居上，成功不必在我，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

　　谢氏一生勤于聚书，明清野史别集的罕僻珍本最多，与其明清史研究正相得益彰。按：蒋天枢（秉南）为谢氏清华国学研究院同窗，曾谓自己原藏陈寅恪手批《韩翰林集》，“于1974年为某友取去，余乃别购一硃印本付之，令其录副归我。”后来更直指“韩翰林集一厚册，刚主假去不还，闻已归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则谢氏书癖太深，竟不择手段矣。

　　谢氏少年时未受正规教育，曾三考北大，皆因数学、英文不佳而落榜。后始得入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结业后更在梁家教授其子女；其治明末清初史，即承梁氏启发也。按：罗尔纲尝居胡适家数年，任家庭教师，兼为胡整理资料，沾染门风，终成太平天国史大家，恰与谢氏相辉映。另，叶昌炽曾馆于潘祖荫家，余嘉锡曾馆于赵尔巽家，董作宾曾馆于徐炳昶家，孙楷第曾馆于傅增湘家，徐中舒曾馆于李国松（李鸿章堂孙、李经羲之子）家，唐兰曾馆于周学熙、周叔弢家，钱仲联、启功亦有家教经历，而日后各成学界胜流。则奔走衣食，在书生本是寻常事耳，成材在己，又何惧出身低耶？

　　诗曰：明清易代亦仓皇，文献无涯竟独当。历史循环今又是，纷纷正反说施琅。胡文辉【原标题：地满星玉旛竿孟康谢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