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宋明,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繁盛一时,理学讲究“理本论”,心学主张“心本论”,朱熹大谈“道问学”,陆九渊主张“尊德性”。朱熹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理”,“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而陆九渊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均在心中,心即是理,心与理是完全合一的。
陆九渊之后,王阳明光大了心学,陆王心学有了很大发展,这引起了程朱理学一派的极度反感,双方的斗争不仅限于哲学范畴,即使在朝廷内的政治斗争中也刀光剑影。比如嘉靖年间的“大议礼”,表面上看,是杨廷和和张璁等人的斗争,其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掰手腕”。
吕坤是程朱学派的支持者,他在许多文章中主张“正心诚意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结合,“盖儒者教门,以天下国家为一身,其格致诚正也,欲端一身以为国家天下”。吕坤和朱熹一样,主张修身是根本,“无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业”。“屋漏”,指的就是正心诚意修身。
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吕坤主张“道统”说,在《呻吟语》中特意将张载、朱熹列入横亘古今的道统之中:“天下古今一条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设的,这个路上,古今不多几人走,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周程张朱。虽走不到尽头,毕竟是这路上人。”
吕坤捍卫道统,极力批判“吾儒之异端”。这个异端就是陆王心学。
吕坤有个同僚好友叫邹元标,是“江右王门”中的代表人物。但吕坤毫不客气地数度书信至邹元标,指斥王学为“异端”,希望好友回头是岸,“将释典及陆子、白沙、阳明一切诸书,暂束高阁”。
吕坤理学功底深厚,因此对陆王心学批评得尤为尖锐深刻。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是“良知说”——即良知是一种先验的伦理本体,是人性善的道德根源,但吕坤批判说只有“先天的理”才是世界的本源;王阳明学说的“杀手锏”是非常著名的“知行合一”。吕坤则认为:“知行只是一个,自道统初开,工夫就是两项。知是一双眼,行事一双脚……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
吕坤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论述得非常精辟,对王阳明的批评,也非常鞭辟入里。
吕坤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不仅源于流派的意识形态之争,更由于明代中后期,心学大盛,特别是激进的泰州学派,视三纲五常为“假道学”,从而引发个人意识觉醒,思想开放,礼教大坏。回顾历史,现在流传下来的明代艳情文学,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对这种局面,吕坤痛感道德的缺失,决意维护理学的纯洁性,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明确是非,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归入到一个道德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从而捍卫整个道统的纯洁。
将“气本论”发扬光大
吕坤是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明代末期学者汪永瑞和清初大儒孙奇逢都认为吕坤是明代程朱理学的中兴功臣,“其学与程先生同,而又过之也”。清末大家梁启超也评价说,吕坤的理学思想虽学宗程朱,但“持论不如二程之迂”,具有浓厚的经世、求实之风,“新吾之洛学,盖新洛学也”。
吕坤在明道理学能成为中兴洛学一派的功臣,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与时俱进,将“气本论”发扬光大。
气本论又称气一元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造物无尽藏,物料只如此,一气更聚散,万有为始终。”吕坤在《去伪斋文集》中认为,气,即宇宙的本体“太极”,太极的具体内容,就是阴阳五行的物质。虽然天地万物具有无限多样的丰富形态,但构成万物的“物料”是物质性的元气。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吕坤主张气是本,理是气的规律,“宇宙内主张万物底只是一块气,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他反对将理与气分割开来,认为“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科。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道与理,视之无迹,扪之无物,必分道器、理气为两项,殊为未精”。
在吕坤看来,气是一种万古长存的物质性东西,形的毁灭并不代表气的毁灭,而是气从一种物质形态转换成了另一种物质形态。“气化无一息之停,不属进,就属退。动植之物,其气机亦无一息之停,不属生,就属死。”这种“气化无一息之停”的定律已经很接近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了。
吕坤的宇宙生成说,坚持用“道本自然”的气化学说来解释天地、人和万物的生成,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物质实体按照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科学规律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万物既然都是一气所为,那为何有着千差万别?吕坤也想到了这一点,他提出“嘘气”和“吸气”两个概念加以说明,“嘘气自内而之外也,吸气自外而之内也。天地之初嘘为春,嘘尽为夏,故万物随嘘而生长;天地之初吸为秋,吸尽为冬,故万物随吸而收藏。嘘者,上升阳气也,阳主发;吸者,下降阴气也,阴主成。嘘气温,故为春夏;吸气寒,故为秋冬。一嘘一吸,自开辟以来至混沌之后,只这一丝气有毫发断处,万物灭,天地毁。万物,天地之子也,一气生死,无不肖之”。正是这一呼一吸的“盈虚之自然也”,才造就了万物的差别。
为了进一步说明人和万物的类别性和差异性,吕坤还将元气按照种类和属性做了细密的划分:其中造物之气有十种:中气、纯气、杂气、戾气、似气、大气、细气、闲气、变气、常气。这十气“皆不外于五行”,五行各具特点,气和五行相互作用,“万物各有所受以生,万物各有所属以为类”。
吕坤用气化学说,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万物的构成,构成了他的哲学特色,这种观点,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自然是粗糙和不甚科学的,但在西方物理科学没有进入东方之前,能有这种直观和朴素的认知,无疑是相当卓越的。
在吕坤哲学体系中,“气本论”处于突出地位不是偶然的。明代中期后,随着程朱理学的衰落,陆王心学兴盛,为了更加有效地重振程朱理学,必须对原有的一些哲学理论进行改良。一些理学家从张载的“气本论”中得到启发,将“元气说”发扬光大,代表人物如王廷相、罗钦顺、吕坤等。这股“气本论”的哲学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程朱理学者重振理学、对心学进行反击的顺势变革。
反对空谈注重实学
对于吕坤而言,他一方面批判心学的“异端”学说,一方面也批评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抱着求真求实和熔铸百家的态度发展理学。吕坤在《呻吟语》中公开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韩学!我只是我!”吕坤自称“报独居士”,反对“随波逐流”,强调学者必须保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主张,“此心果不可昧真知,不可强之定见,虽断舌可也,决不可从人言诺”。
这种学者的独立人格精神,使他具有了冲决三教藩篱、批评百家的气概。
经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自然占据重要地位,也牢牢束缚着学者思维。“疑经者,一人独倡,则遭千万人弹射”。吕坤对儒家经典《春秋》提出了质疑。《春秋》经过孔子编订之后,就成了代天讨罪之书。吕坤认定它是明辨是非之作,《春秋》没有完全做到“真”与“公”,而是“犹有所循而私,有所避之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吕坤分析说,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春秋》是鲁国史,在“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时代,孔子也不能率性直书。到了清代,大儒唐甄在《破崇》一文中也对《春秋》是非标准提出质疑,这一点和吕坤思想是一脉相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