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把《安魂》仅当成私人的情感宣泄,作家周大新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家乡,那么广阔却只剩老人孩子

　　去年年底,周大新和妻子向老家河南省邓州市捐献了100万元人民币,以儿子的名字命名建立了一笔助学基金,用于资助邓州市每年升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像许多出自中原的作家一样,即使定居在城市,无法经常抽身回去探望,周大新依旧心系家乡。

　　中原情结同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作家邱华栋曾指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他的根的谱系。周大新的老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认为,周大新小说的根,就是他生长了18年的家乡,这个根伸入他灵魂最深的一部分,支撑着他的写作之树,他几乎所有作品都蕴含着一个永恒的村庄背景。

　　虽然涉及过很多题材,但是周大新坦言,“我写其他地方的人,都不敢说很有把握,心里头总害怕写得不对头。只有把这个人物放到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上,我才能把握住他怎么想,才能写得深一点。其实当下生活有时很难一下子进入你的写作里,往往是过去的东西,回忆起来格外生动,特别能感动你。最容易出现的回忆,就是故乡、年少时的生活。”

　　家乡对自己的影响,远不仅限于写作的题材上。周大新对记者说:“尽管我在那里只生活了18年,可那18年是人最初对外界特别敏感的时段,对世界和生活的基本认识都在那时朦朦胧胧地形成了。”

　　可是记忆里的故乡,周大新再也回不去了。这些年,家乡大变样,尽管写作时,他还会情不自禁地带着回忆者特有的温情,本能地有所美化,但周大新非常清楚,城市化进程中的家乡遇到了麻烦。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都不想种地了,都想离开。种地太苦,收入太低,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村子里稍有点儿文化的年轻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不愿意在家种地,所以农村大部分人都是老人孩子。可是,那么广阔的乡村,如果没有人了怎么办?”他下意识地摊开手。

　　经历过饥馑的周大新担心,总有一天人们会被自己背弃的田野惩罚。“不离开土地很难有好生活,逃离土地也可能会带来更坏的生活,农民们的两难处境也使我的内心处于两难的惶惑之中,我的一些小说便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写出的。”

　　他想让自己的小说起到启蒙作用。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身上,他盼望他们能回去,建设家乡,就像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湖光山色》中的女主角暖暖那样。“在大城市打几年工以后,她长见识了。如果她还在这儿打工,那这些见识就用不上了,始终是个城市边缘人。她要是再回去农村生活,长的见识就能用上了。我希望这些孩子们将来能回去,改变家乡的面貌。”

　　用梁鸿的话说,“似乎没有哪个当代作家比周大新更关注进入城市的农民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命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一个无法忽略的时代命题。灵魂始终在广阔的乡村大地徘徊的周大新,以一个作家的情怀关注着他们的存在。”

    文学,总还是要有人坚守

　　周大新为记者总结道,他们中原作家,除了对土地感情特别深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勤奋——写作像农民种地那样肯卖力气。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农村和军旅是他执著思考的题旨,此外他也曾写过高考,写过反映南阳民族手工业历史的《第二十幕》,写过都市题材的《21大厦》,还写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男青年与日本姑娘的爱情故事……“几乎是每一次去大新家,我都看见他在写东西。要么是读书。这么知名了,这么有成就了,还这么刻苦。”周大新的文友行者在一篇名为《大新真好》的文章里写道。

　　十几年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王必胜手里就有周大新写的17本书,他评价周大新“不是那种下笔千言、逞才恃能、靠小聪明和才气、天马行空,才子型的作家。大新对社会人生的思索有如苦行僧式的执著和淡定,他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都要对生活的焦点投以作家的敏锐思考。”

　　写了这么多题材,变换过各种创作手法,周大新却很少主动涉及一些作家当下最热衷的电视剧创作。他觉得写电视剧只能偶尔为之,因为电视剧只把故事讲好就行,太简单太浅,只能供观众茶余饭后放松时看。“如果一个作家老这样写,他就不会思考了,因为他的文字没法精致,思想也不能太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