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历来是网络上经久不息的讨论热点，长篇小说《荒地村》也许正是因为描写了河南的农村，引起了网络上的热评，有网友说它真实地描绘了当今农民的生存状况。本期网络访谈我们采访了这部书的作者董陆明，听他讲讲豫西山区荒地村里发生的那场“土改革命”。

　　读书报：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您的名字还比较陌生，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董陆明：小时候吃相很恶，大人们总说我是饿死鬼投生的。在考上大学之前，我全部的感觉就是饥饿。前些时候，读到一位出身于农民的作家的文章，里面写到他小时候最恨春天。一直到现在，一提起春天，肚里就起饥饿感。这些感受我也曾经有过。上大学时，我还是全班吃饭最快的人。

　　我是1999年下半年开始写小说的。其时，单位装配了电脑。刚刚学会打字，兴趣正高，有空就坐在键盘前敲打。有一天，忽然想写小说，想着敲着，竟然敲了几千字，叫同事看，他们也说还行。于是决定自买电脑，业余时间在家写小说。我是1999年8月10号买的电脑，赶在春节前，一部长篇小说就出笼了。这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白之间》。《黑白之间》的出版颇多波折，因为不想接受那些潜规则，转来转去最后被作家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在此我要向作家出版社原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该书责任编辑王淑丽表示敬意，正是由于他们的艺术良知才使这本书得以出版。

　　写完《黑白之间》，我又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是《黑白之间》的续篇，鉴于《黑白之间》出版后在我们当地的强烈反响，我决定将这本书放到十年以后再出版。第二本书就是今年出版的《荒地村》。第三本书的书名叫《大雁岭》，仍然是以农村的现实生活为描写中心。《莽原》杂志社已决定明年一期发表。出版事宜正在洽谈中。

　　读书报：农民问题今年成了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您怎么想起写这样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是想乘这股风还是早已写就？

　　董陆明：我不知道文学界的热点和冷点，也不关心这些。面向稿纸，背对文坛的二月河先生是我的榜样。我写小说有自己的计划（虽然计划常常会改变）。我的计划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制定的，就是现在哪本书准备的最扎实、写着最顺，就写哪本。

　　《荒地村》是计划外的产品。2001年，中篇小说《荒地村事》发表后，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先生即和我联系，指出这是一部超载的中篇，建议以此为基础进行二度创作，拓展为长篇。但被我拒绝了。眼见许多由中篇扩为长篇的小说，成功的并不多，有的还被称为注水书。我不想做这样的事。

　　2003年，有一天，我忽然想接着《荒地村事》往下写。立马打电话报告张良村先生，他自然高兴，鼓励我趁着那股劲赶紧往下写。5月7号动笔，7月5号就写完了。张良村先生接到书稿后，从晚饭后一直读到次日凌晨4点，凌晨5点打电话给我，向我表示祝贺。二审郭米克先生和三审董保存先生也都给以较高的评价，事实上，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即将出版的《大雁岭》将证明这一点。

　　读书报：有人说这部作品是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报告，您个人觉得呢？

　　董陆明：这个说法是出版社的先生们最先提出的。小说是靠形象说话的。这个说法自然是对的。但我更愿意说《荒地村》是当代中国农村现状的理性描述。最近我陆续看到一些评论文章，洛阳师院叶鹏教授和北京大学易晖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姚弘芹博士的评论，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们注意到这一点。

　　读书报：您首先是一名记者，农业和农民是您自己报道的领域吗？若是，小说中描述的那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吗？若不是，您的关于农村的那些描写是从哪来得来的？

　　董陆明：我的职业是记者，可我在感情上总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一个有点文化、有点思想的农民。我曾跑过农村线，也曾跑过工业线等。但农民问题始终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写这部小说的起因，是一位同事讲述的信访案件。一个村改选村民小组长（类似于过去的生产队长），新组长不承认原组长与一个农民签定的承包合同，带领村民瓜分了那位农民承包的果园。那位农民屡屡上访告状却得不到解决，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县委书记下令抓了小组长，这位农民才收回被瓜分的果园。

　　我没有见过这位上访的农民，也没有去过那个村子，甚至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个农民的名字。这个事件像个导火索，引爆了我平常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像搭积木，搭起来倒下，搭起来倒下？我们灾难沉重的民族怎样才能走出治乱交替的怪圈？《荒地村》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我心目中的好作品，是好读又耐读。既能叫人一口气读下去，体验到强烈的阅读快感，又能带给人们一些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里面所描写人物和事件大多是有原型的。

　　读书报：最近在写什么？还在写农民问题吗？

　　董陆明：我还会写以农村为描述中心的小说。我的下一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一个乡党委书记。

　　读书报：请概述一下您生活中的河南农民的生存状态。

　　董陆明：这样的概括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以的———我只能说我们河南农民的生存状况的的确确正在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这个判断主要是从媒体报道和自己的亲身感受两个方面得来的。需要说明的是，我所生活的三门峡市，农民的生存状况是比较好的。所谓的比较好，就是比豫南和豫东地区要好些。政府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施四通两建工程，通路（晴雨天都可通汽车）、通水（自来水）、通电、通邮和建学校、建卫生院。虽然个别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整个来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是得到较大改善。以我的家乡渑池县为例，税费改革前，农民一年的税费负担是50多元，税费改革后降为30多元。与三门峡相邻的洛阳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就全省而言，我感触最深是省委大力抓干部作风的转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大批机关干部有目的有重点地深入农村解决突出问题。比如，向艾滋病高发村派驻省级工作队，向全省重点村派驻村工作队、最近又组有关部门干部限期解决重点信访案件，省委主要领导下乡调研不是只看下级预先准备好的“盆景”，而是经常随机抽查，注意了解全面情况。这一点对于河南意义十分重大。

　　读书报：做一名记者和作家，这两种职业您最喜欢哪种？

　　董陆明：都喜欢。至于原因，以前没想过，现在想不出。

　　采访中董陆明一直强调，写这部小说的原因，是出于担心。“我总是杞人忧天，担心历史会重演。还担心以后若再乱，只怕更难治。”但他相信，凡是读了这部小说的人们，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种真诚的关注正是他的小说吸引人阅读的最重要一点吧。采写、栏目主持 舒晋瑜【原标题：董陆明：我从“荒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