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5月20号的考试，只有两个多星期，其他同学都已经复习了几个月，我只剩下十几天时间。但我心里有数。俄语一点都不担心，从高中开始就学，大学期间还翻译过两本书；专业课也没问题，因为觉着写一篇毕业论文不过瘾，我是学校里唯一写了两篇论文的人，所以基本不用复习。考试最难的科目，是“地表面热量平衡”，参考书目是苏联一位院士写的，其中用到很多数学知识。虽然没有学过，但在大学时，我一直跟着数学系上课，数学系的所有作业题目都做过，所以看这本书很轻松。和老师借这本书时，他说只能借一个星期，结果4天后我就还给老师了。当时北大、北师大、南大等很多名校学生也报考了中科院地理学的研究生，最后只有我幸运地考上了。

我的导师是中科院地理所所长黄秉维先生，也是当时地理界唯一的学部委员，德高望重，治学严谨，非常受人尊敬。但与他见面非常少，一年不过三五次，交流也不多。“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在学业上主要靠自己的悟性。

大学4年，研究生4年，我一直在钻研地理学，发现过去的地理学只解决了知识积累问题，包括我国古代的地理志和外国的地理大发现，都停留在科学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只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尚没有回答“为什么”和“将发生什么”的深层次问题。

我借用物理学的研究范畴，给自己的地理学研究提出了三个任务：构建理论地理学、实验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地理学和地质学、大气学、天文学等研究很不一样，而构建地理学学科的第一步，就是要回答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钱学森先生曾多次呼吁搞地理科学研究，其初衷与我的想法有许多共鸣之处。

1966年，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已经开始“运动”了，我被派到解放军农场锻炼了近两年。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搞研究的人也要卷进政治斗争，但最后也不得不去。虽然对前景看得不是很透，但我一直坚信知识的力量是不会泯灭的。去农场时，不让带任何与业务有关的书籍，只能带毛主席语录。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自己要对得起这门学问，为了进一步追踪国外地理学的前沿，就冒着极大风险，悄悄带了一本英语词典，然后用毛主席语录的封皮包装起来，假装看语录，实际上在背单词，后来把一整本词典都背下来了。

我是贫农，出身好，也不是“造反派”，别人去“运动”时，我就泡在图书馆。那时正好赶上国际地理学的大变革，我把四年研究生期间积累的知识和思考都写下来，整整写了两大本，这就是后来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自然地理新论》。

1980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时，我正好被公派到美国去。当时写书、出书的人很少，特别是地理界。我的导师那么有名，也没有出过书。所以，在那个年代，出书是一件挺轰动的大事。于是，有人觉得我太冒尖了。

因为所在单位不给出具意见，这本书拖了一年多，都没能出。当时，反对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科学大会刚刚召开，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牛文元竟然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现在是地理学的危机时刻？在社会思潮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的当时，这个“罪名”还是挺重的；第二，书中有一章，叫“自然地理系统”，有人觉得很奇怪，说：“见过公交系统、行政系统，还没见过地理系统，简直是胡说八道”；第三，在我对地理学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些数学方法，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反对者认为这是故弄玄虚糊弄人的。

著作争议巨大，但我内心依旧安定。因为我知道，成长中遇到挫折并不可怕，对的东西就要坚持，别放弃，这样任何时候才能成就大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力排众议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改革地理学的第一本书。境外报纸作了长篇评述，钱学森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十分赞成用系统学的观点解释地理学，这封信后来还收到了他的文集里。

后来，我又写了《现代应用地理》和《理论地理学》，基本完成了地理学从描述为主到解析为主的轨道之上。至于研究成熟不成熟，留待后人评说吧。

三句话不离“可持续发展”

1983年，我从美国回国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马世骏先生写信给我：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家，马先生作为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入选。但马先生的研究领域是“蝗虫”，他希望能找环境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共同做这件事情，便写信给我。前辈相邀，我自是欣然应允。从1983年到1987年，我们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给委员会提供建议，也和发达国家的专家代表进行争论，包括布伦特兰夫人本人。我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立场上，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也即《我们共同的未来》），采用了数条我们的意见。

1988年，马世骏先生建议我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我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不少人批判，说我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现代化历程，不讲可持续发展肯定要吃大亏。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负面作用非常明显，我们应该汲取教训，而不是重复他们走过的路。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我一生中，在好几个关键时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坚持对了。

1989年，以我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1990年，我们在日本公布了这份报告，结果日本主流媒体都刊载了这条消息。著名环保人士梁丛诫也讲过，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和相关的文章，他才走上捍卫环境、热心环保的道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我随中国的专家代表团前往巴西。一共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余个国际组织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并共同签署里约宣言。鉴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当前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子孙后代发展的战略意义，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这是史无前例的。

1990年前后，搞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当时，真正的说法是“持续发展”。1995年，准备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十五大报告的时候，因为“持续发展”的中文含义不够精确，才正式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说法。

1998年，我提出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向国家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们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的支持。研究报告每年出一本，至今已连续出了10多部，希望真正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理论体系、战略要求、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图、指标体系等提出来。这份报告已经位列全球最受重视的247份年度报告中。

2007年，我向路甬祥院长建议，中国已经迎来从学术上全面总结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我设计了一个20本的国家卷，从总论、能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