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之聘，自美国回国任教。其时，在中国治动植物学者，多集中于大学或高等学校的博物系，教学和研究皆甚肤浅，偶有动植物标本陈列，却极其简陋，多数还是自日本购来，而于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少有探求。秉志回国，意在推行现代生物学研究，首先在该校设立生物系，此系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生物系；复又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自任所长，是为中国生物学研究机构之始。所内设动物、植物两部，秉志兼任动物部主任，植物部则由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主持。生物研究所成立伊始，条件极为艰苦，秉志先生为倡导研究，不遗余力。以极少经费，采集标本，购置图书，添置仪器，创办刊物，于是大学之学子，有学习钻研动植物学机会。至抗日战争之前，由该所培养或训练的生物学家，计有百余人。当时在中国治动物学者，几乎都是出自秉志门下，诚不愧为中国动物学界的开山大师。生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大多刊于本所之专刊，该刊与世界各国五百余处研究机构相交换，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渐有认识，有谓中国人研究能力甚强，颇致敬佩。生物研究所为中国科学赢得地位，这不能不归功于秉志先生卓越之精神和毅力。

    在生物研究所发扬光大之时，由其孳乳，1928年，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创建，以纪念著名教育家范静生先生，秉志兼任所长；1929年秉志又协助创办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动植物研究所），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此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则属再传之薪。诸多研究机构的建立，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几乎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生物系、青岛大学生物系也在秉志的擘划之下成立。有此辉煌灿烂的业绩，一方固然是同仁的努力，一方还是秉志先生指导有方。前辈先贤德业事功，当垂史册。1935年胡适评价曰：“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20年中，为文化开辟出一条新路，造就了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秉志先生系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昆虫学，获博士学位，后往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秉志为在中国开创动物学研究事业，广泛涉猎，钻研动物学各分支学科，终在神经学、解剖学、生理学、形态学、分类学、古生物学诸领域皆有较深造诣。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发表科研论著近七十篇、册，为各学术领域的发展史留下重要篇章。

    秉志先生桃李满天下，其中杰出者，有伍献文、王家楫、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等，余忝为伍献文先生门墙，属再传弟子，然余生也晚，未曾亲炙教益，但从先师的训喻当中，获悉先生不仅功业至伟，且道德纯粹，忠信笃敬，令人极为钦佩。20年前，尝襄助先师编辑《秉农山诗存》，又得读先生诗作，对生平事迹更增了解，对先生德业事功更生景仰。

    秉志先生，字农山，原名翟秉志，1886年生于河南开封，幼承庭训，究心文史，17岁尝中举人，科举废除，入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毕业后遂往美国留学，其时，中国积贫积弱甚久，在“科学救国”的感召下，选择科学为终身职业；在美康奈尔大学期间，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共同发起编辑《科学》杂志，组织中国科学社，以提倡科学，介绍科学于国人为宗旨。先生本此宗旨，在科研之余，写有科普著作近五十篇、册。

    先生开创生物学事业之所以获得成功，实是其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与治学育人的真正科学精神。此再引先生同时代学人、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于1933年所言，更为贴切。其云：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正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鹜。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先生热爱祖国，珍视民族气节。抗日军兴后，因夫人重病卧床，而滞留孤岛上海。先生改名蓄须，坚决不为敌伪所用。在社稷倾覆、生灵涂炭的民族危难之际，为鼓励国人奋起抗日，以“骥千”、“伏枥”为笔名，在报刊发表文章，揭露敌人罪行，并写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竟存论略》、《科学呼声》诸书稿；为了教育后人，他又写了《师鉴》、《过庭忆录》、《训子女书》等著作。此时，先生还开始了吟咏，直至晚年，得诗二百余首。先生诗作出语圆润温厚，言简意远，亦足以传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得到新政府的礼遇，被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出席有关会议，但先生更加珍惜新社会给他带来的良好的研究条件，虽然不再担任领导生物学的重任，而其本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未曾中辍，以实验室为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对鲤鱼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完成《鲤鱼解剖》、《鲤鱼组织》两部专著。在致友人书札中有言：“志以数十（年）专攻动物学，既是科学，即不能不终身以之，今日朝夕鲜暇，亦是自然之势，唯有割舍一切，以求无负初心而已，然此犹恐不免落后也。”先生淡泊名利，以为天下最有价值之物，即是学问，势位和金钱都不足与学问相比，势位和金钱都终将丧失，唯学问可以长久。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学问。

    今先生文集，经翟启慧、胡宗刚两先生编辑，即将付印，海内外学者，当可窥其全豹。余学识谫陋，本不敢序先生文集，因念《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聊志景仰之意云耳。 （《秉志文存》将于2006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中国动物学界开山大师《秉志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