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本色
 
    2002年接到上级任命，杜祥琬只能如约前往工程院履新，院里安排他分管能源学部工作。对当时正醉心于激光技术研究的杜祥琬来讲，能源是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工作性质也由具体的科研项目攻关，转向更加宏观的战略咨询层面。
 
    这个全新的角色不无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环境污染日益堪忧。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炭、钢铁、铜矿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摆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个个难解的命题。
 
    “工程院作战略咨询研究为主，方法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杜祥琬坦陈，进入角色一开始，他的确有些不适应，“很多关于能源的新概念也不可能原来都懂。”能源涉及面很广，有众多分支领域，而工程院没有自己的下属研究院所，开展工作必须重新组织队伍。
 
    与以往一样，杜祥琬克服困难的办法仍是那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不停学习，业务知识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断探索。
 
    “就算你很有想法，也不能光靠自己，而是要组织起院士专家们，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杜祥琬说这是他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需要他做的就是“把大家张罗好”。
 
    相较于微观具体、目标单纯的科研工作，战略咨询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往往涉及多方利益。
 
    在参加有关能源会议时，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说辞时常让杜祥琬深受触动。电力行业、能源企业的人士往往会拿出一组数据，预估说我们的能耗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或者拿“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等指标来说事。
 
    “这真是我们国家的能源发展空间吗？”杜祥琬要求自己始终对这些数字保持警惕。
 
    从一线科研到战略咨询，领域变更，角色转换，杜祥琬说其间贯穿着相通的思维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搞具体研究需要它，搞战略研究更离不开它”。无论研究如何宏观，都得老老实实“抠数据”，科学思维仍是基础。
 
    采访中，杜祥琬谈起他近期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但总是不急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拿出调研数据作为佐证娓娓道来，如求解数学题一般遵循严格的科学逻辑：发现问题、寻找路径、实施破解。
 
    不难理解，这是科学家的本色使然。
 
    平衡的哲学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问题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组织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气候谈判背后，是各国间能源发展的角力。
 
    “气候变化问题很复杂，有主流认识，也有不同观点。但若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被要求做些实实在在节能减排的事情。这是不是科学的？”杜祥琬说，自己首先就要把这个“科学性”的问题想清楚，“否则如何做这个主任”？
 
    仔细分析后，杜祥琬得出了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结论：气候变化在不确定中有确定性。他归结出几个确定的“支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环境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支点”为大家共同认可，才可进一步提出应对策略。
 
    “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杜祥琬需要将各种矛盾“对立统一”起来，在自己想清楚的情况下理出头绪，提好建议，“这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气候变化以自然科学问题为始，然而一旦进入各国视野和联合国议程，就演变为触及各国利益的经济社会问题，少不了斗争和博弈。
 
    约访杜祥琬期间，他刚刚参加完多哈气候谈判归来。“每次谈判都很艰难，这次也几乎就要破裂。”杜祥琬回忆起会场上四处弥漫的硝烟味儿。
 
    会议主席拿出一揽子文件，美国人在讨论时说了诸多的“不赞成”，其他参会国都很担心。最后投票表决时，美国代表团的意见仍是“不赞成”，但并未说出“反对”二字。锤音落下，文件最终被通过。
 
    在“不赞成”与“反对”之间，用词分寸的精确拿捏背后，是政治外交思维。
 
    2010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为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飞赴坎昆参加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心得：“气候谈判就是这样，既有共识，又有差异；既有矛盾，还得合作。会上大声讲，会下细细聊。少不了吵架，也必须握手。”
 
    从科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工作会不会太过纠结？一向行事沉稳的杜祥琬笑答，适度平衡就是哲学，哪儿都离不开哲学啊。
 
    世界眼光、国际思维，一次次的磨砺中杜祥琬对自己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博弈斗争中必须坚守国家意志。事实上，他的人生历程中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无一不关乎国家利益。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享受辽阔
 
    从核物理研究到激光技术，再到今天的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杜祥琬说驱动他人生之旅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兴趣爱好，二是国家需求。
 
    无论是具体科研还是战略咨询，在杜祥琬看来，它们之间有着最大的相通之处——为了国家。
 
    “我的职业轨迹，好像都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这些需要，就把我派到了那些领域。每一步都是这样。”在不断的“被选择”中，杜祥琬并不认为会有自身兴趣与国家需求相左之时，“有了为国家的理念，才能有兴趣去钻研”。
 
    1938年出生的杜祥琬说如今自己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但他每天的工作依然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很想做做减法，然后梳理梳理这一屋子的资料。”杜祥琬环视办公室，各种文字材料几乎挤占了每一处空间，整整齐齐码放着。
 
    每天从早忙到晚，杜祥琬没能留给自己的身体以足够的时间和关心，这是多年来他对自己最大的不满。他说自己的意识已比过去有了一些进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一点锻炼，但还是很不够。他设想，退休后就能有更多自己的空间，去游游泳、散散步。
 
    回望来路，杜祥琬在青春岁月里遭遇的“文革”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阶段。“我们不得不忍受很多非人道的做法，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磨难。”他说，“十年浩劫”这四个字非常准确，幸运的是自己能够渡过难关，“存活下来干点事”。
 
    2007年，吉普车载着杜祥琬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飞驰。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这里为我国氢弹试验挥洒热血。心怀感触，杜祥琬写下《享受辽阔》一文直抒胸臆，“宇宙之大、历史之长皆可包容在人的心田和脑海之中，最辽阔的还是人类的思维和胸怀！”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经受磨难，你就会享受到辽阔，人生的辗转与挑战，不过付之一笑。”这句话，多少抒发出杜祥琬心中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