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物理研究到激光技术，再到今天的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他的人生历程中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无一不关乎国家利益。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本报记者 郝俊
 
    记者见到杜祥琬的那个早晨，北京刚刚从连日的雾霾阴影中走出，天空是久违的蓝色。
 
    向杜祥琬办公室窗外望去，已过上班早高峰的二环路依然拥堵，一辆辆汽车排成长龙“龟速”前行。手机里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指数显示，室外仍有中度污染。
 
    “雾霾天气是个坏事，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触碰了大自然的底线，这是对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警告。”年过七旬的杜祥琬端坐在沙发里，阳光从身后洒进来，映出丝丝银发。
 
    说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杜祥琬平和温婉，没有悲愤的语调，更没有埋怨的情绪。
 
    曾分管能源学部工作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的杜祥琬，每天的思绪很少越过由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等等词汇构成的“包围圈”。
 
    也许正因如此，杜祥琬深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更有赖科技和理性的力量，任何点滴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咨询工作，能够对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如此而已。”在杜祥琬眼里，这是他作为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须肩负起的最后一项使命。
 
    天降大任
 
    2002年春，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杜祥琬接到来自中组部的通知，说要安排一个时间找他谈话。
 
    当时正值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换届，杜祥琬本以为组织部门前来向他征求有关新院长候选人徐匡迪的任用意见。谈话间，他表达了支持意见。组织部门还询问了有关他本人的一些情况。
 
    6月初的一天，杜祥琬接到电话，时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徐匡迪通知他前往办公室见个面，有话要说。
 
    “他告诉我，通过院士提名、集中征求意见、中组部考查等环节，最后的副院长候选人里面有我。这时候距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了。”曾两度婉拒官职的杜祥琬知道，这次他没办法做任何改变任命结果的“工作”了，“再说不干也没用”。
 
    杜祥琬第一次拒绝“官衔”，可追溯至1975年，那时他37岁。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核物理理论工作11个年头后，领导准备让他出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他跑去领导那里，说自己不想当“这个什么长”，管理无疑是有益的工作，但“自己上了八年半大学，应该作点具体研究，兴趣就在科研上”，他还找来同事帮他一起“说情”。
 
    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研究所所长周光召看他决心已定，便不再勉强，只说“那也不能让你轻松”，让杜祥琬组建一个新的中子物理学研究室，把“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很多摊工作重新“拢起来”。
 
    “好，这个活可以干。”杜祥琬欣然应允。他在这个研究室一干就是9年，带着大家做出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多项开拓性工作。
 
    第二次是1987年，杜祥琬49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他为副院长。此前不久，他刚刚担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我的精力到底应该往哪里用？”杜祥琬心中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他一级一级找领导表达自己留在科研一线的愿望，工作一直做到当时主管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二机部部长蒋心雄那里。部长告诉他，任命书都已经写好了，就是还没发出去。
 
    “那先别发了吧，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杜祥琬直陈，国家“863”计划需要他全力投入。这一来，他又为自己争取了7年的基层科研时间。
 
    4年后的1991年，杜祥琬担任“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成为我国新型激光技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带领我国进入该领域世界先进行列。
 
    也正是研究激光的那些年，杜祥琬经历了科研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一开始走不出路子。目标怎么定，技术路线如何选取，都完全不清楚。前人的经验里，很多都以失败告终。”往事历历在目，杜祥琬说那是他最纠结、最焦虑的一段时光，年过50身体也不比当年，高血压“找上门来”，头发也开始变白。
 
    “并非闲白少年头。”后来说起这段经历，杜祥琬送给年轻人这样一句话。他说走过艰难的道路，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要是很容易的事情，做出来也不会感到有太大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