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 中国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1964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是我国优秀的核武器物理学家，主持了核试验诊断理论和中子学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为我国核试验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1991年任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05年起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古老的北京德胜门城楼和现代化的立交桥，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办公室不大，办公桌前两三步远的地方，摆放着几个沙发，沙发后是洁净整齐的书柜。桌后的整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桌上有一面小巧精致的五星红旗。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与室内的宁静质朴形成了水流山静样的对比。

　　如果不是去中国工程院之前读过一些有关杜祥琬的资料，我不可能想象面前的他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杜祥琬沉稳、谦和，充满热情与活力，谈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他都记忆清晰。在他平静而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杜祥琬七十年平凡而壮丽的人生展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

　　杜祥琬的生活轨迹，在数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有过几次重大的转折，从核武器到强激光，再到他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任上从事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都是关切到国家重大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科技。就像这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一样，在杜祥琬生活轨迹的起点上，伫立着一位杰出而平凡的数学家，他的父亲杜孟模。

　　杜孟模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开封高中任教。抗战爆发后，迫于时局，开封高中迁到河南南阳石佛寺继续办学。杜祥琬出生在南阳，因南阳产玉名琬玉，父亲以其为名。抗战胜利后杜家回到开封，杜祥琬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

　　在杜祥琬少年时的记忆中，父亲和数学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从上中学起，父亲的数学参考书对我有很大帮助。”那时，父亲给学生改卷子时，杜祥琬就注意到，许多卷子是用英语做的，中学数学中就已经有微积分。“我曾经半夜里被父亲吵醒，原来他在说梦话，是在讲课，讲函数最大值最小值的条件，和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的关系，这是我后来学高等数学才明白的。”

　　后来在开封高中上学时，杜祥琬时常读到一本前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因而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对数学也很有兴趣，但那时，他最想学的还是天文学，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转折

　　国家的需要第一次改变了杜祥琬的生活轨迹。

　　1956年，杜祥琬高中毕业，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学习了一年俄语，但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一年后，杜祥琬走进了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数学力学系学习。及至195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积极推动下，30名优秀中国学生到前苏联留学，杜祥琬进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原子能，组织上为他选择了理论核物理专业。

　　当时，中国大使馆给学习理论核物理的同学转达过一点国内的希望：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中的输运。“中子和输运我懂，但干嘛用的，那时并不知道。”这对杜祥琬来说是一个谜。就连同班的苏联同学也不屑地说，你学习原子核物理这么高精的科学回到中国有什么事可干？

　　但在答辩毕业论文的前一天深夜，杜祥琬从广播中听到莫斯科电台播出的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才知道，国内已经在搞核试验了，五年来在学海书山中孜孜以求的科学道路，一下子在他的面前变得格外宽广了。就在这一年，26岁的青年才俊杜祥琬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在这个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龙头部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给他的任务是参加氢弹原理的突破。

集体

　　正是在这里，杜祥琬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一流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的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核试验诊断研究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是核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础，是新一代核武器设计与试验成功的重要保证。但当时，由于苏美等核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和信息可以参考借鉴，全所上下群策群力打响了攻坚战。1966年底，杜祥琬和两个青年科学家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预先估算的理论数据赴基地进行试验，获得成功，被当时的新闻公报平静地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实际上，这次核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

　　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杜祥琬带领着同事们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使我国的核试验诊断理论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为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杜祥琬最终成为我国核武器中子学精确化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回忆起在北京研究室、新疆戈壁滩和四川穷山沟度过的青春岁月，杜祥琬说，那是难忘的青春、自豪的青春，那时有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出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心声，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自豪。

　　“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是同许多站得很高的、一流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集体性很强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传统，从原子弹到氢弹，没有人教中国人怎么做，都是老一代物理学家自己创新、研究，带领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说，在研究院主管理论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调离时，曾留下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正是对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献身核武器事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团结拼搏，不断创新的真实刻画。“这个事业就是这样，一波一浪地往前走的。”

崇高

　　在当时，核武器研究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一事业的隐秘性和特殊性，让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注定只能做“无名英雄”。在杜祥琬心中，他始终为自己能献身于这一崇高的事业而深感自豪。“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人是不行的。”杜祥琬的话语中流溢着对国家利益和科学事业的忠诚。

　　1948年开封解放时，杜祥琬已是十岁的孩子。当时，家里有好些进步小说，洋溢着清新的风格和解放区的味道，杜祥琬就如饥似渴地抓起来读。给杜祥琬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很厚的长篇小说《刘胡兰》，让他很感动，看得废寝忘食，妈妈叫他吃饭也听不见。“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英雄形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影响很大，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父亲杜孟模对杜祥琬的影响也很深远。杜孟模中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同开封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