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久生不大愿意媒体到他老家去采访,“怕打扰老人,也怕他们误会,以为我做这些事是假的,是评先进用的。”可是,9月5日上午9点半,住着48位孤寡老人的双柳树镇久生光荣敬老院,正包饺子的老人们听说记者来打听黄久生,话头儿就掐不断。69岁的李法源说,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有人做伴,不准备再回家了。还有一对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叫唐孝贵和赵兰生,2009年在敬老院相识相爱,结婚后搬了出去,现在成了到处跑着玩的神仙眷侣。99岁的老红军刘传江拍着手笑:“活着一天,我欢喜一天!”
黄久生先后为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捐资320多万元;为贫困的重病患者捐款20多万元;汶川地震后捐款15万元,缴纳 “特殊党费”5万元。2011年起,他还资助了考上清华却无力支付学费的信阳孤儿陶杰,让他圆了大学梦。
“老人们让我有责任哪,不帮,心里有愧。”黄久生说。
曾经不被理解,也想过放弃,“跳楼的心都有”
17年的路,单靠简单的一句“责任”是走不下来的。黄久生也有过纠结与退缩,甚至想要放弃。赡养孤寡老人,每年大概需要几十万元,这沉重的负担,黄久生一天也没有卸下过。
工地不总是一切顺利,困难的时候,黄久生甚至被人追债。“有一年回家最晚。快到年根了,一个老乡给我打电话问咋还不回,说老人想我了。我骗他说工地忙,其实我是没钱拿回去,这边要不来钱,那边还欠着别人钱。”黄久生心急如焚,怕对不起家乡的老人们,又忍受着债主们无时无刻的“陪伴”,“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吃饭、上厕所都跟着,没钱不让走,我那会儿跳楼的心都有。”腊月二十八,终于借到钱的黄久生回了家,“那一次去看老人的时候,我真是强颜欢笑啊。”
没钱的黄久生,腰板硬不起来,心里难受,可更让他痛苦的,是来自家乡的闲言碎语。“一个跟我还算要好的老乡,说我不务正业,还有人说我打肿脸充胖子,没钱还要管老人。”
尽管心里委屈,黄久生还是继续“能帮就帮”。他陆续从双柳树镇带出了一万多名建筑工人,他的团队参与建设的工程两次获得全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跟着他干的农民工回村盖起了白墙红柱的三层小洋楼。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简陋的办公室,一套在郑州市建业路租来的民房。
书桌、床铺和几个书柜的资料,填满了小小的房间,黄久生珍藏的和领导人的合影,没有地方挂,只能包好了叠放在书柜顶上。这样的办公环境曾害他丢了生意,黄久生却觉得“值”,因为他把钱用在了老人身上。
他也一度不被工友理解。和他做了12年搭档的老周说:“我问他,他回家照顾老人,工地谁照顾?”黄久生只说:“工地上的困难可以克服,老人的坎儿过不去。”
后来,黄久生的父亲罹患癌症,在郑州治病,正赶上施工旺季,“我们几个在医院的时间都比他多。老人过世时,他说了好几次心里有愧。”老周说,那时他突然理解了黄久生。因为好的办公环境有钱了就可以拥有,但老人时间有限。
黄久生每年组织技术人员、项目经理接受培训,每周给管理人员开会。他的工地上有空调,有夫妻房,还有营养均衡的饭菜,每年“五一”、“中秋”还会请先进职工的家人来郑州旅游。为了给农民工普法和讨薪,黄久生协调成立了“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至今共吸纳了60多位党员。
老家的三间土坯房 ,
“没事儿就回去看看,提醒我永远不忘本”
“劳模”、“十八大代表”,昔日的农民工如今拥有了他不曾预料过的新身份,但黄久生却说:“我有啥可骄傲的地方,到啥时候都是农民工。”
谦虚的性格和朴素的人生智慧,承继于“邻居妈妈”吕中秀的善,承继于贫穷带来的孤独与要强,也承继于黄久生自己总结出的“大别山精神”:淳朴,能吃苦,北方的憨厚朴实加上南方的灵活头脑。
还有一种可能,也承继于位置特殊的潢川老家独特民风的浸润。
潢川位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气候从暖温带变成了亚热带,植物从落叶阔叶林变成了常绿阔叶林,文化从中原文化悄然过渡为荆楚文化,粮食也从粗放播撒种植的小麦变成了精耕细作的水稻。当地的人们细腻、温暖,本能地对危难时曾给予自己一粥一饭的人,打心底里感恩。
为了时刻记得“从哪里来”,黄久生舍不得拆掉或重建老家的三间土坯房,“没事儿我就回去看看,这土房子时时提醒我,当年是乡亲们帮我渡过了难关。没腿的餐桌我也留着,乡亲们把饭就送到这张桌子上。这桌子提醒我永远别忘本。”
9月5日的晏岗村,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村民们都迫不及待加上了防寒的秋衣。吕中秀第一个走进土坯房,抢
着讲“柱儿”对老人的好,围观的村民纷纷插嘴:“他做的好事啊,讲也没个头。俺们走路不湿脚,吃水不用挑,全托他的福。”记者这才留意到,三米见宽、从家门直通村口的柏油路和自来水龙头,成了全村家家户户的“标配”,黄久生老宅门口的一片空地,建起了一座“感恩亭”,装上了健身器材,成了老年人的休闲场所。
“柱儿”是吕中秀给黄久生起的小名,“希望有个柱儿靠住。”那时她并没想到,这个命苦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自己的依靠。“好人有好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