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比较复杂。在官方记录上，我的籍贯是云南大姚，其实那里是我爷爷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没去过一次。我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我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南工作。虽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但我对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一度迷惑，小时候的邻居和同学也总认为我是“南方人”。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河南，才逐渐意识到对生长了18年的故乡的眷恋和感情。今天，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2010年5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高考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幼儿时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1971年的春节，我还不到四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二十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

　　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