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成立后，统治者较为重视社会的济贫救困，“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北宋初沿袭唐制，在东京开封设立了东西福田院，用以收容老疾孤穷丐者。虽然设立了福田院这种慈善机构，但只是在京师才有，并未在全国各地推行。蔡京执政后对慈善事业很热衷，在他的推动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救济体系。这套社会救济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据《宋史》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袖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院。”

    居养院名称的由来源于淮东提举司的建言，崇宁五年（1106）十月诏曰：“京西北路提举司申请以居养院称呼，诏依所申，以居养院为名，诸路准此。”居养院在崇宁年间推行于全国，主要用于收容贫民及无依无靠的老人。居养院虽然是在蔡京执政时期设立，但有关居养业的规定早在哲宗时期就己出现，在元符元年十月，“详定一司敕令所言：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g虽然己有规定，但居养制在宋哲宗时期仍未在全国推开，也没有居养院这一名称，其影响自然也很小。崇宁初居养院仅设于外州，京师开封不设，崇宁四年方依外州法增设。崇宁五年，又诏：“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俱仿州县例置居养院--”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不仅州县设有居养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泰镇市也要求设立居养院。除了将居养院推行至全国，徽宗时期对居养院的救济对象也有所放宽。哲宗时期，居养院的救济对象主要是“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崇宁四年（1105）规定“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是贫乏不能自存者”也可以收容。至此，居养制在徽宗朝发展到顶峰。

    安济坊设立于崇宁元年（1102），主要是对患病的贫民给以救治的机构。同居养院一样，安济坊的设立也是先诸路而后京师。崇宁四年十月六日（1105），宋徽宗下诏曰：“京师根本之地，王化所在，鳏寡孤独与贫而无告者每患居养之法施于四海而未及京师，殆失自近及远之意。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联甚悯焉。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朕意。”同时还规定，户数上千的城镇都要设安济坊，凡所属境内卧病无依者，都可送至安济坊医治。

    居养院和安济坊解决的是生前的衣食住行和疾病治疗问题，漏泽园则解决死后的安葬问题。漏泽园实为一种官办公墓制，即政府将死而无葬的贫者和战死士兵加以安葬。漏泽园之法最早起于元丰时期，神宗元丰二年，曾沼令在开封府置官地以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二月，蔡京上书建言：“州县有贫无以葬或客死暴露者，甚可伤恻。昨元丰中，神宗皇帝尝诏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宋徽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于当月颁布诏令设立漏泽园。关于漏泽园的管理，宋政府也做了详备的规定，如对尸体掩埋的标准、漏泽园的监督措施都有明文规定：“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这样，宋代政府的助葬措施在徽宗时期形成定制。漏泽园制度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死者入土为安”的思想，对生者也是一大安慰。

    综上所述，在蔡京执政时期，北宋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救济制度，慈善救济事业达到了顶峰。蔡京的慈善改革，不同于前几项改革，其功利色彩要小很多，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本文摘自：《蔡京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研究》，作者：郭静【原标题：宋徽宗时代救济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