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枝、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错杀与平反

　　当时，特别复杂的是，在诸如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与东进抗日等重大问题上，高敬亭的意见同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都很不一致。对于这些原则分歧，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个人性格以及资历等因素，高敬亭都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抵制，从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十分生气。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一年后，刘少奇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想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四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但没有得到认可。

　　带着满腹意见，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高敬亭被迫同意。但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矛盾彻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并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二十八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无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随后含冤就义。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可是，历史的遗憾已经铸成。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