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请求澄清父亲被害原因、作出结论的信。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在有关高敬亭的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经中央军委组织有关部门核查，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肯定了高敬亭的功大于过的历史，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脱颖而出

    高敬亭。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一农家，1928年春，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次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由高敬亭自任政委（未配军长）、下辖1个师和1个军直***团，共1400多人的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在安徽省太湖县金家大屋宣布成立。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高敬亭等统一领导下展开。

    在3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两千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数10个团，歼灭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计5000多人：红二十八军则发展到3000人，军事素质和装备都得到提高和充实。

    抗战爆发，高敬亭接到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来的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他率先派人与老对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联络。举行“岳西谈判”。国共两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建立前举行谈判，高敬亭创南方8省游击区之先例，他坚持诚心和谈，又做好反攻准备，为后来的国共谈判提供了经验。国共两军对峙局面结束，鄂豫皖边区军民同心协力抗击日军，高敬亭在南方游击区中保存兵力最多。

    “肃反专家”

    在3年游击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功绩的高敬亭，“杀害”了一同浴血奋战的红二十八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方永乐，铸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高敬亭任鄂豫皖省委党委、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时因积极推行“肃反”政策，在七十五师中捕杀了1000多人，被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封为“肃反专家”。他代表省委检查皖西北工作时夸大“敌情”向省委报告：“皖西北……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省委错误地撤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职，让高敬亭接任。上任的高敬亭高擎“肃反”大旗，先后杀害了当地游击队司令员和两名县委书记。

    此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的高敬亭“肃反”的弦不松、劲不减，战士丢失枪机部件、写错标语中的字等皆当作“反革命”枪决。

    抗命不遵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多人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4个团，占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3月8日，四支队奉命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出发东进抗日，中旬集结安徽霍山以西。休整后继续东进，4月底到达抗日前线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展开游击战争。正当四支队在抗日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和不断发展的时候，高敬亭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之间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在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双方闹翻了脸。意识到大别山军事重要性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命令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王明等高喊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1939年初，桂系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一面拖欠、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其发展；一面扩大反动武装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四支队陷入桂系和日军的夹击中。此时。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可是。思想僵化的高敬亭不服从中央、新四军军部向东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抱住大别山不放。当初，高敬亭立足于战士土生土长，群众基础好，在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兵家必争的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正确的，然而此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

    1938年以来，中央从延安、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陆续派干部来四支队工作，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高敬亭对此很反感，尤其对派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与高敬亭共过事）更甚。他认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想方设法排斥。他对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说：“这批人是来夺权的……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切莫上他们的当。”毫不退让的戴季英不甘示弱，暗中和高敬亭较起劲来，高敬亭则胸有成竹。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根据中央指示对高敬亭耐心教育，直接向四支队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后，高敬亭勉强率部由舒城推进，于1939年3月抵达合肥众兴集。不久，他借故有病带回***连和特务连。4月底，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江北部队作战，再次命令高敬亭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辟根据地。高敬亭接令后按兵不动。叶挺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直接命令四支队第七、第八团东进，高敬亭不得不率队跟进。四支队到达合肥青龙场，叶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全体干部举手赞成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被迫同意东进。会后，他迟迟不下达东进命令，部队行动后擅自写信命令第七、第八团停止东进。此刻，高敬亭一手提拔的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侵吞金银财物后叛投桂系，激起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发动“反杨、曹斗争”，与高敬亭积怨很深的戴季英主持这场“斗争”，把高敬亭“居功自傲”、“山头主义”等问题端出来，项英当机立断把“反杨、曹斗争”转为“反高敬亭斗争”，逮捕了高敬亭之后，“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政治罪名接踵而至。

    罹难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电报：“拟枪决高敬亭”。

    6月24日，蒋介石“照准”的复电飞到项英、叶挺手上。高敬亭坦然地说：“死，对于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说着立定，端端正正地戴上军帽，举手恭恭敬敬、庄重严肃地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叶挺认真地还礼，感慨地说：“你是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闻言泪如泉涌，万分感激地凝视着伟岸威严的叶挺。热泪盈眶、哽咽难言的叶挺向警卫班战士挥挥手，几十名警卫战士“护送”着高敬亭一步一停地向荒野走去。

    蒋介石的“命令”执行了，中共中央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的电文也到了。中央指示“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办法”实行“过渡”，可惜太迟了。事后，主要当事人作了严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真心悔恨。高敬亭罹难后，军部即将四支队分为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的两个支队。两位司令员正确对待高敬亭的功过是非，认为杀害高敬亭是极其错误的，热情诚恳地对待原四支队的干部和战士，鼓励他们振作精神奋勇前进。

    高敬亭被“枪决”近39年后的1977年，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被“推翻了”。1980年4月，高敬亭陵墓在合肥青龙厂被找到，合肥市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lO月，国家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作者：倪良端【原标题：中共“肃反专家”高敬亭 1939年因“反党”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