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钧，原名韩水清，1912年出生于新安县，1931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3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领导狱中斗争。出狱后，他带领我驻晋一部长期与阎锡山斗争，并两次参加解放洛阳战役。韩钧是我军的优秀战士，30多岁即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兼军管会秘书长，37岁时病逝。

    最初，我是从《新安县志》上看到韩钧同志的英雄事迹的。他是新安县石井乡人，1912年出生，当地人说他打小就是读书的料，13岁就考入省立洛阳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村里的教书先生预言：“这孩子长大之后，文可提笔写字，武可带兵打仗，一定会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绝对不会窝在这山旮旯里。”

　　但是，韩钧走的不是升官发财路，他走的是一条坚实的革命之路。

　　一

　　韩钧是读书的料，但他家并不富裕。石井这个地方很穷，距县城46公里，西边紧邻渑池县，土地瘠薄又很缺水，尽管他常被同学称为“乡巴佬”，受到官宦子弟的歧视，但这挡不住他求学的路。

　　他在省立洛阳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创造社”作家写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尤其钦佩郭沫若汪洋恣肆的诗歌风格和革命热情。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与同学们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经常在一起探讨革命真理。学校当局视其为“危险分子”，1929年春，以“参加学潮”的罪名，将他开除学籍。

　　这时他１７岁，正是读书求学的好年华，亲友们见他在家里窝了许多时日，都觉得他半路停学太可惜，就凑了一笔钱，让他到北平的中国大学当旁听生。１９３１年，韩钧１９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发现这座城市比洛阳更能得风气之先，青年学子的思想很激进，他就和许多爱国青年一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1932年春，他加入共青团，来到北平西郊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这年8月1日，他率领抗日义勇军举行抗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城区进发，他打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当时的形象就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英姿勃勃，从容镇定。面对军警的阻拦和水枪的扫射，他和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高呼着口号前行。最终，游行队伍被反动军警冲散，他当场被逮捕，两个月后被关进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当时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是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同志当时就被关押在那里。那里的环境比一般监狱更为森严：两扇黑漆大门紧闭，旁边仅留供一人出入的小门。高墙内阴森森的，四周是密密匝匝的电网。

　　但是，革命者就像火种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燃烧。韩钧一进监狱，就设法和薄一波同志取得了联系，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韩钧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革命新战线，他热情参加了由难友们组织的“反克扣伙食，反封锁书报”斗争。他善于演讲，语锋犀利，在与敌人的论辩交锋中，常把敌人驳得无言以对。他还特别注重学习，经常和难友们秘密传阅马列著作，许多篇章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当他发现狱中难友有人会说俄语、日语、世界语时，便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初步掌握了这几门外语。

　　1933年，他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冬天参加了狱中地下党领导的绝食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他和同志们整整七天没有进食，到最后，有的同志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虽没有枪弹横飞，虽没有鲜血淋漓，但死神就在眼前，当时大家有一个口号，就是“坚持斗争到胜利，否则宁可饿死”。这句口号喊到最后，每吐出一个字都很困难，但大家用眼神相约，彼此鼓励着拼尽力气喊出来。

　　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但敌人也察觉到狱中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于是指派两名特务，佯装“政治犯”进入韩钧所在的牢房。起初，韩钧并不知道这两人的来历，但机警的韩钧，只和其中一个“政治犯”谈话，故意不和另一个搭腔。他发现，只要他和那个“政治犯”谈话，另一个“政治犯”就会很关注，眼睛乜斜着往这边看。机智的韩钧判定这两人是特务，立即向党组织汇报，让所有同志提高警惕。

　　二

　　1936年9月24日，韩钧等同志被营救出狱。10月，他参加了中共山西统战工作五人委员会，随薄一波同志到了太原，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政治部干事。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很快把战火烧到了三晋大地。韩钧当时在祁县，这里的民众抗日热情很高，韩钧就组织了“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

　　这是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武器装备不好，但部队经过整训，颇有战斗力。韩钧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亲率队伍上了前线，频频和日寇作战。他还带领部队在洪洞、赵城一带组织农会和妇救会，一方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抗敌锄奸，建立了包括儿童团在内的各级自卫队，抗敌决死二纵队迅速壮大起来。

　　时局复杂，大敌当前，全民抗战。阎锡山当时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表面抗日，骨子里却害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１９３８年，他看到韩钧领导的抗敌决死二纵队已经发展到2万多人，甚为害怕。1939年3月，他突然调韩钧离开决死二纵队，并指派他的心腹梁化之监视韩钧。面对复杂的形势，韩钧头脑清醒，针锋相对，撰文揭露阎锡山顽固派的阴谋，强调精诚团结、坚持抗战。阎锡山见韩钧如此能干，不无忧虑地对梁化之说：“韩钧这个人，杀了可惜，留着是后患。”

　　而此时的韩钧，也在密切注意着阎锡山的动向，当他发现阎锡山与日军秘密来往时，迅速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事已至此，阎锡山决意杀掉韩钧，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梁化之。当年11月26日，梁化之打电话让韩钧去“谈工作”，韩钧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就提出要回新安县老家探亲，顺便到自己的防地去看看。梁化之这次很爽快地答应了，假装关心地拉他来到地图前，提醒道：“现在敌军到处搞暗杀，你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否则有危险。”

　　原来，这是梁化之的阴谋，他担心在当地直接杀韩钧影响太大，于是将计就计，假意放走韩钧，却命令沿路顽军拦截，务必把韩钧杀害。但韩钧十分机警——梁化之一反常态过分“热心”，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他也将计就计，说：“谢谢你的提醒，我明天就动身。”当天下午，他纵马向东抢渡黄河，日夜兼程抄小路回到了决死二纵队，立即向组织讲明了十万火急的斗争态势，并先发制人，把阎锡山派来的２００多名军官集体剔除出去，从而纯洁了革命队伍，稳住了阵脚。

　　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恼羞成怒，谎称下一步要对日军搞“冬季攻势”，命令韩钧马上集结二纵队作为“第一线”，务必于１２月5日向同浦路日军展开破击战，但同时又命令顽军作为“第二线”，部署在二纵队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