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走在早春的小月河边，忽然冒出个念头：这恐怕是重温老子和老杜最恰当的时节。两位都是忒实诚的长者。读一读老子，静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奇妙；吟一吟老杜，细品“嫩蕊商量细细开”的痴绝……

　　不过转念又想，秋天恐怕是读老杜更佳的季节，“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到那时读来恐怕更有味道；可是“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这样的句子，不是在冬天读来会更真切吗？

　　好吧，我承认那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对于痴迷的杜粉而言，什么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读读聊聊老杜的诗。

　　疑似恶搞的海外“杜学”

　　近来读到《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作者洪业先生绝对是个铁杆杜粉，想当年在燕京大学时（1942年），他被日寇关在监狱里，还想讨要一套杜诗来钻研。如此微末的请求竟不得应允，对于杜粉而言恐怕是加倍的囚禁了！难怪老先生出狱后憋足了劲儿写了本老杜的评传，十年之后在哈佛大学出版，还是英文的！可惜这部英文专著以前在国内罕有人提及，直到去年由曾祥波先生译成中文出版后，许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存在。

　　读罢此书实在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看起来厚重得颇似学术论著，但读起来其实是通俗易懂的。我还忍不住挑了一部分的内容与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分享，读着读着，我们居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是后附洪业的文章《我怎样写杜甫》中，介绍某些外国学者如何随意编排杜甫事迹的段落，什么叛军抓住杜甫后向安禄山报告 “我们在大道上捉住了全国最著名的诗人”，还有严武的手下汇报说“一个改名换姓的流氓跑到剑南来了”……这些文字如若贴到网上，恐怕也会被认为是网友恶搞呢。

　　我想这部杜甫评传之所以读起来甚是平易，主要因为是写给外国人读的。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洪业先生不得不以尽可能平实且符合外国人认知逻辑的方式来讲述。作为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洪先生，造诣极深，他写于1940年的《杜诗引得序》是研究杜诗的学者绕不过去的长篇论文，那是专门写给本国学人参考的，相当艰深，除非真有兴趣钻研，否则很难卒读。可是这样一本厚厚的评传，却是能在舟车劳顿之余很轻松就读下来的。

　　但这并不是说它不过是一本介绍杜甫生平和作品的通俗小册子，实际上它被公认为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的著述，而且在杜诗研究中有不少发明和创见，更难得的是，作者在阐述重要观点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值得借鉴的方法。无论读者是否同意其观点，至少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去考证辨析。

　　杜诗暗藏的历史谜题

　　就拿杜甫的婚姻家庭这个话题来说，说实话，有关杜甫的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养育等方面，在史料中直接的资料几乎没有，历代学者从各处找来一些旁证，然后结合杜诗中的相关诗句进行推论，终于在某些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分歧也在所难免），但仍然有些“未解之谜”，比如他到底何时成婚的？夫妻关系如何？有几个孩子？亲子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在别的诗人（比方说李白吧）似乎确实无关紧要，但作为“诗史”的杜甫，最擅长用诗歌忠诚地记录那个年代的大事小情，连邻家阿婆来院里打枣的琐事也能入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那么他的家庭生活隐私自然要受到杜粉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对于解读杜诗有着莫大的帮助。

　　不过由于资料太过匮乏，大多数学者都放弃了深究，唯独洪业先生将之作为重大专题而细究。恰好，我也因为对家庭和亲子教育的特别兴趣而始终放不下对这个问题的琢磨。

　　洪业的基本观点是杜甫成婚于41岁（753年）左右，虽然我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但非常喜欢这个结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杜甫在我心目中的人品就要打点儿折扣了。你看他在40岁那年的春节还在长安的远房堂弟家做客呢（“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杜位宅守岁》），要是当时有妻儿是很难解释的。而且之前在长安骑驴求仕的十三载或三四载，妻儿又如何安置？这期间他还时常与岑参兄弟“仙侣同舟晚更移”呢，携妓纳凉，逍遥快活。另外，他这段期间的诗中也时常流露出要出家做道士的愿望（至少是说法）。这些都很难构建一个负责任有家室的男人的正面形象。

　　相比之下，他后来的诗作常常提到妻儿，情深意切。比如“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再比如“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基本可推断杜甫的夫妻关系不错，虽说家境拮据，但也养了五个孩子（一个早夭），还有两三个家仆，老杜在努力支撑这个家……

　　洪业认为杜甫只有一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疑似在41岁之前提到了家庭，但他又提出证据认为这首诗公认的系年可能错了，当为755年，他的证据是西人所著的《蚀经》。根据天文学的历史数据来推测包含天文现象的诗歌的系年，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本书的译者曾祥波先生在译后记中对此提出了一点质疑，认为洪业的这一推论涉嫌“循环论证”。不过陈贻焮先生在《杜甫评传》中将这首小诗看作《月夜》的续篇，系年约在757年，似乎英雄所见略同。对了，洪著与陈著一起来读可称为绝配，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还原作为父亲的杜甫

　　洪业的观点中最得我心者是关于杜甫育儿观的判断。旧时学者多数认为，杜甫有宗文、宗武两个儿子，他更偏爱小儿子，诗中总是在夸赞宗武，偶尔提到宗文似乎只是让他去修鸡栅。这让人对杜甫是否一位通情达理的好父亲感到怀疑！洪业少年时得父亲授杨伦的《杜诗镜铨》，及至年齿渐长才开始深爱杜诗，但对于此节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翻译《得家书》一诗时才特别留意到仇注中提到的一处旧注：“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这时他不禁跳起大叫：这说法正对，可破千古之惑！

　　原来形成杜甫偏爱小儿子的印象多半来自他有关“骥子”的诗篇，黄鹤有注说“公幼子宗武，小名骥子”，到了钱谦益那里注《忆幼子》时更直截了当“字骥子，时隔绝在鄜州”，似乎这样就盖棺论定了。其实这二位最初的注释也没有证据支持，不过推断耳。若是遍查杜甫的诗篇，会发现“骥子”、“骥儿”还出现过多次，有时却是在恭维别家的公子，所以“骥子”看来是那个年代夸“好孩子”的常用语。在我看来，当杜甫说“好孩子”的时候既不必硬贴在小儿子身上，也不必一定是大儿子的标签，到底说的是哪个儿子，关键看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上下文如何。比如《得家书》中的“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应该就是说“小儿子幸好没事，哥哥也最疼他”，这里的骥子当是宗文。当然如此解读杜诗也存在着证据不足的问题，可是既然双方都欠缺证据，何必偏执一词呢？

 我觉得洪业先生最令人佩服之处就在于，他既执著又清醒，从他内心深处定要呼唤出一位有情有义的老杜，同时他也不执迷于自己的结论，在提供结论的同时也很清晰地提供了分析的方法和判断的途径。即使你不同意，也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钻研探讨。我想这恐怕也得益于他是在用英文写杜甫，很自然地坚守着西方学者惯常的实证风格。

　　关于中译本，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洪业先生翻译杜诗的译文，作者将他的解读体现在英文中，而我们现在只能读到哪儿都能读到的杜甫原诗，几乎完全不了解老先生自己的解读，对于阅读趣味颇有减损。不知再版时可否附上呢？杜粉甲跪求！阿甲（儿童阅读推广人兼杜粉）【原标题：亦诗亦史 杜甫诗中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