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程琳，1967年生，河南洛阳人，父亲是豫剧导演，母亲是豫剧演员。从小学习二胡，13 岁作为文艺兵进入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担任二胡乐手，作为北京电视台推出的新歌手拍摄大陆最早的MV 专辑引起轰动，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先后出版《小螺号》《童年的小摇车》《新鞋子旧鞋子》《程琳新歌1987》《梦红楼》《比今更重》等畅销专辑，《风雨兼程》《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歌曲影响一代中国人。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她与台湾音乐人侯德建的合作与相恋，使得她成为当年最早走出大陆、与港台先进的创作制作体系相接轨的歌手，她演唱的《信天游》曾点燃歌坛西北风这一文化风潮，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1989 年后，她出国游学，直到1995 年回国，继续从事音乐创作。

    从二胡乐手到成名歌星

    “那时候唱一首歌，观众要鼓好几次掌，掌声都不带挡的”“文革”以后，地方戏曲有过空前繁荣，每个省的代表剧种都在“文革”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后得到新生。程琳从小就生活在豫剧舞台边上。当时一个孩子成功的出路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参军。她所在的学校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让她从小学二胡，带着这个童子功，程琳很小就考上了海政歌舞团，在乐队拉二胡，算是文艺世家子弟最好的出路了。

    南都周刊：在乐队拉二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成为当年最红的歌星？

    程琳：在海政小乐队时我12 岁，部队每月补贴7 元生活费，当时觉得就是文艺子弟很好的出路，我挺满足的。当时海政的苏小明算是很红的歌星，我只是乐队拉二胡的，偶尔在楼道里哼哼流行歌，只要你敢唱当时好像就有你的机会，团里的人说小程琳你也来唱几首吧，我说好啊。那时我13 岁。北京电视台帮我录了几首歌，我觉得是大陆最早的MV 了，穿的是海魂衫，当时播出就很轰动。我的第一张专辑《小螺号》是北京音像公司出的，随后广州太平洋公司给我出了《童年的小摇车》，重新录制了《小螺号》，制作更精良，这张专辑影响特别大，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给我的稿费是2000 元，那时候国家奖励万元户的个体劳动者，我的2000 元稿费就上缴到部队了。

    南都周刊：当年都觉得你是小邓丽君，你觉得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的歌声？

    程琳：其实我和邓丽君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却有不同的地方。在我之前，其实李谷一、苏小明、成方圆都已经出名了，她们的歌声一是年龄偏大，二是中音区，和我的声线不同，可能我还在少女时期的歌声更能打动更多的听众。那时候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就是喜欢她的细腻与深情，很东方的情怀。80 年代听众喜欢的就是一种深情、细腻、温暖、明亮。这是大家突然喜欢我的歌声的主要原因。

    南都周刊：那时侯你唱的都是原创歌曲，都是歌颂母爱、友情的，很少有爱情的，是不是代表了当年的创作风潮？

    程琳：当年我唱歌时还没有成年，本来通俗唱法就有争议，所以我唱的歌肯定只能是非男女爱情的歌曲。那个年代的通俗歌曲的创作很多元。也正是因为原创，我才是程琳。

    侯德建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侯德建是我的音乐教练，他的作品让我走向成熟”侯德建当年是台湾校园民谣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着比较强的人文气息，比如《龙的传人》，这些作品当年颠覆了邓丽君、刘文正时代的东方古典主义的流行歌潮。他是继黄阿原后回到大陆的台湾同胞，当年成为风云人物。他一到大陆，就去了很多地方，四川、杭州等等，写了很多关于大陆人文的歌曲，比如《熊猫咪咪》。他选择了程琳来演绎这些作品。后来他们相恋。对于这段往事，程琳一直回避，但谁都无法抹杀那段历史。

    南都周刊：你一直回避谈侯德建，但他的确是你音乐生涯中不得不说的重要合作伙伴，当年你们的恋情也是高调的，现在如何看那段往事？

    程琳：侯德建是一位音乐才子，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东方歌舞团，算是从部队复员了，活动的空间更大。侯德建比我大十岁，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相恋，我回家就告诉我爸妈了，我说我恋爱了，那时候我刚18 岁，父亲很反对。而我觉得那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感觉，那时候媒体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倒没有躲躲闪闪，很大方。他很像我的大哥，因为当时大陆流行乐还没有制作人的概念，侯德建又是我的制作人，我当时做音乐完全没有想到要怎么成为更大的明星的欲望，就是喜欢音乐，他给我或者说是大陆乐坛带来很多当年很规范、很先进的制作理念，让我成为第一个受益的大陆歌手，因为制作人就是教练，他能给歌手带来上升的空间。

    南都周刊：你觉得侯德建在做音乐人方面当时最值得大陆同行借鉴的有哪些？

    程琳：他音乐上的才华首先来自他对音乐本身的热爱，同时他又不仅仅将通俗流行歌曲局限在音乐本身。比如他很热爱电影，做过很多电影的配乐，他的综合素养很高，他的知识面很宽，这是当年大陆音乐人没有的，所以他当年回归大陆，给歌坛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主要是创作的思维方式。他在对我的演唱熟悉以后，他说他离开台湾时刚给一部电影《搭错车》写了音乐，其中一首歌《酒干倘卖无》很好，他觉得更适合我，当时苏芮演唱的版本还没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正好有台歌会，那时候没有演播厅，就到五星级豪华酒店做演播室，那期节目就是在北京长城饭店录的，我唱了《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那期节目的影响很大。《酒干倘卖无》成了我的重要的作品，也对我的演唱产生了影响，我从少女阶段的歌手一下成长起来了，让我走上了事业的第二个台阶。

    南都周刊：其实80 年代是唱片、盒带销量最大的时代，可你出的专辑反而不多，在你第二阶段，只有《程琳1987》。

    程琳：那个年代做专辑很容易，就是翻唱港台歌曲，也就是口水歌。我还是坚持原创，贵在精。在侯德建做我的制作人后，这个理念一直没有变。那时候广州是去香港最方便的，1987 年，为了制作专辑，我在广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在东湖新村，当年100平米的小三居是5万元。就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做出了《程琳新歌1987》，当时的制作费是40 万，算是最高的，当时侯德建就是要做高质量的大陆专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在广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其中的很多歌曲都脱离了男女爱情的小情爱，比如《背影》，前不久我偶尔还听到满文军翻唱过，作为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有专辑主打歌就是《信天游》，后来这首歌引起了西北风的歌坛新潮流，邓丽君的那种细腻柔情被呐喊所取代。当时《信天游》其实是香港、广州的一批音乐人对黄土地文明的一种思考，当然大陆原创文化的基地在北京，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是当年的经典代表。

    南都周刊：1987 年的确是大陆歌坛的分水岭，就女歌手而言就出了一批唱晚会大歌的，比如毛阿敏、韦唯、还有田震，当时是跟着西北风的大嗓门走的。当时港台实际上像苏芮等大嗓子也出来了。好像女歌手的潮流一下子变了。你当时有压力吗？

    程琳：一点都没有。当时我还是那种小孩子般的心态，不会觉得我的这个细嗓子是不是过时了，因为我有很多原创的作品。其实西北风也是从我的《信天游》开始的。那个年代歌手之间没那么多隔膜，好像没那么多竞争啊、压力什么的。我当年